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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週刊從有關部門瞭解到，大量不規範的“提前退休”造成中國平均退休年齡低至53歲，在中國“未富先老”迅速襲來時，“提前退休”給尚在完善中的社會保障制度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
《瞭望》週刊文章說，國家權威部門的一份調查曾指出，在中國10座城市的新增退休人員中，提前退休的已佔到了近三分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李紹光介紹稱，中國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是以個人60歲後領取養老金所設計的。而由於種種形式的“提前退休”，根據國家權威部門統計，中國職工平均退休年齡低至53歲，這使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問題。根據李紹光了解的情況，從多支付和少繳費的角度來看，一個提前退休的職工對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影響最少3萬元左右。
文章說，據此估算，如果保守估計中國有一百萬名職工提前退休，那麼其影響的社會保險基金將有三百億之多。這將使中國養老保險金“繳不抵支”的情況更加嚴重。據調查，中國養老金缺口在逐年擴大，中央及各級財政正大力填補。近5年來中央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金額已達到了2093億元，其中2005年各級財政對養老保險補助總額超過了651億元。
專家分析指出，各級財政補貼養老金的很大一部分正是用在了提前退休人員的身上。在1997年建立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障制度之前，中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都是由國家來承擔的，1997年前退休的(“老人”)及1997年前參加工作(“中人”)的人員並未建立個人賬戶。但1997年之後，這兩類人都進入了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養老基金積累少甚至根本就沒有積累帶來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北京大學中國保險和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書生指出，巧合的是1997、1998、1999年三年正值國有企業改制的高潮，不少企業通過“提前退休”將大批富餘人員直接推入了社會養老保險，無形中更是給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與此同時，中國正面臨“未富先老”的嚴峻考驗，養老保險的長期支付風險在增加中。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到了1.3億，占人口總數的10.2%，而65歲以上人口也已佔到了人口總數的6.95%。根據國際上60歲以上人口占10%、65歲以上人口占7%就算進入老齡社會的標準來看，中國已經站在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邊上。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需要贍養越來越龐大的老年人羣體。
提前退休面面觀：單位“減員增效”或“個人福利”
《瞭望》週刊刊載文章稱，國家權威部門的一份調查曾指出，在中國10座城市的新增退休人員中，提前退休的已佔到了近三分之一。一些企事業單位將“減員”與“增效”直接掛鉤，主動鼓勵甚至逼迫職工早日退休，但其實際效果未必盡如人意。
龔弘原來工作在某地方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擔任一個支行的營業部主任。可是四年前該行地方總行的一紙減員增效政策使得包括她在內的1000多人選擇離開了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我感到總行的政策是那麼的冷冰冰。一條年齡線、一條文憑線，逼得我們這些苦幹了多年的人又重新走向了社會。”“減員後還要重新聘人，業務還不如我們熟練，呆壞賬的風險增加了”，龔弘說，“所以有沒有增效很難說。”
而在另一些單位，“提前退休可以看成是一種福利”，一位剛剛從某事業單位提前退休的職工說，“退休後還可以再找第二份工作，收入並不降低”。類似的動機讓很多人主動要求提前退休，李銘榮便是其中之一。李銘榮原就職於某事業單位的下屬企業，單位總體效益還不錯。“我本來是可以幹到55歲的，可是身體狀況不好，”李銘榮說，“而且我們單位2002年正好改制。我提前退休拿到了原工資的90%，而另外幾個同事在2002年改制後才退休，他們拿到的工資只有以前的60%，養活自己都不夠。”
文章說，這種情形的出現甚至導致了一些人爲提前退休而弄虛作假。一方面，他們這些人可以保證自己預期的退休金收入不會節節走低；另一方面，在基本生活有所保障的情況下，他們還可以通過從事其他工作來增加收入。
對於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北京大學中國保險和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書生認爲，在現今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企業、個人已經結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在整個經濟轉型過程中趨利避害，有些時候甚至侵害到了社會整體的利益。
高書生認爲，我們首先應當反省在制度設計上出的問題。現在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並沒有考慮到通貨膨脹及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等因素，在客觀上誘導、鼓勵個人和企業傾向於用提前退休來減少損失。高書生還進一步指出，改革沒有錯誤，關鍵是政策需要精細化，在設計時要簡約易操作、在執行時要考慮到複雜的因素。
文章指出，政策缺乏“精細”導致提前退休職工增加，而很多提前退休職工“退而不休”，再次進入到工作領域，給年輕人的就業造成了困難。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祕書長、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唐鈞指出，一般來說，提前退休人員無論在年齡結構上、知識結構上，還是適應新事物和社會變化上，都存在困難，因此在與年輕人、尤其是具備一定學識的年輕人競爭工作崗位時並無優勢可言。
一位在地方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從事勞動就業工作的負責人表達了自己的憂慮：“真正可怕的不是提前退休人員與新增勞動力爭搶勞動崗位，而是在大批職工提前退休後，就業崗位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隨人員的裁減而減少了。這直接威脅到了提前退休人員和新增勞動力的生計和就業。”
文章指出，提前退休造成的人力資源浪費同樣令人擔心。人力資源浪費已不再僅僅侷限於社會保障層面上，它甚至波及到了社會經濟良好運行的程度和效益。
中國“提前退休”加劇專家：淡化“退休”年齡
《瞭望》週刊刊載文章稱，針對中國退休人口漸增、社會保障不堪重負、提前退休加劇的趨勢，有部分學者提出中國應借鑑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提高勞動者退休年齡的做法來緩解社會保障面臨的壓力。相關專家認爲，當前的要務是減少種種不規範的“提前退休”政策，降低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壓力；而在一些特殊領域，則可以把“退休”年齡標準柔性化，讓人們更好地安排自己的一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祕書長、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唐鈞認爲，提高退休年齡，是西方國家針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而提出的辦法。而老齡化在中國並沒有人們想像中的那樣可怕。首先，中國勞動力人口基數很大，勞動力絕對數量不少，哪怕到了預計中的2015年～2020年勞動力人口減幅最大的時期，中國的勞動力也不會少於7.5億，到那時也不一定有必要實行提高退休年齡的政策；其次，只要我們着力於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較少的年輕人其實是可以承擔起撫養老人的責任的。我們沒有必要過分強調老齡化的威脅。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李紹光指出，對於提高退休年齡要區別看待。從總體上提高勞動者的退休年齡是不現實的，尤其在中國現今普通工種初級勞動力爲就業主體的情況下。但是針對某些適當行業從業者，例如黨政機關公務員，某些特殊的人才，如高科技人才，我們可以採取一種柔性的退休政策，設立一個退休年齡的區間，相應地提高他們的退休年齡。
北京大學中國保險和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書生認爲，解決提前退休所帶來的問題的根本之道其實在於：改變剛性的政策規定，逐漸淡化“退休年齡”這一概念，不再明確規定某一年齡爲退休的期限。在政策和實踐中將“什麼時候不工作”同“領取養老金時間”分開，個人選擇工作、學習或是休息的時間，而國家只規定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規定清楚原有社會保障體系覆蓋的人羣和新的制度下覆蓋的人羣。這樣，不但能解決諸如養老金繳費中斷後又再繼續等現在社會保障中比較難解決的實際操作問題，更有利於我們形成一個工作與學習相互交叉、補充、促進的學習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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