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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之初，『蘇聯專家』在中國絕對是個熱門詞匯。在新中國重建國家的過程中，數萬名蘇聯專家不遠萬裡趕來支援，在中國許多重大工程的背後，都有他們的身影，而這些傾注著他們汗水與心血的工程，至今仍在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著貢獻。
希格喬夫、米爾采夫：建設一汽的功臣們
1950年，毛主席訪蘇時，斯大林提出蘇聯可以援建中國一個汽車廠。對於這個承諾，中方很是興奮，立即著手籌備，並一度把廠名擬定為毛澤東汽車廠。蘇聯方面落實承諾也很快，當年年底，蘇方就派專家小組到達北京進行接洽，並確定由蘇聯斯大林汽車廠對中國提供具體技術支持。
1953年中國第一汽車制造廠在長春選址奠基，不久由希格喬夫率領的蘇聯專家團就來到了長春，開始了援建一汽的歲月。在一汽的建設初期，工人大多是剛從農村出來的農民工，不習慣機械操作，於是他們拿起自己熟悉的扁擔，用土筐挑土，乾得熱火朝天。看到這種局面，蘇聯專家米爾采夫很焦急，他特意跑來問工區主任為什麼不使用機械，主任卻說工人都抱怨機械效率不高、浪費柴油，還不如人力乾得快。這讓米爾采夫感到很困惑，後來經過一番調查，他終於搞清楚了原因，原來在中方的施工計劃中不同機械之間缺乏統籌，比如起重機只要10分鍾就可以將材料吊完，而汽車運送材料卻要20分鍾，起重機在吊完一車材料之後，要等10分鍾纔能開展工作。於是，米爾采夫親自幫中方制定了周密的施工計劃，使不同機械間能夠密切協作。在米爾采夫的安排下，閑置的機械又重新發動，結果不僅工期縮短了十多天，成本也節約了不少。
進入汽車制造階段後，斯大林汽車廠乾脆抽出100多名專職人員、組織20多個設計單位，成立了『第一汽車制造廠管理處』，幾乎所有技術工作，如提供技術圖紙、工藝設計等都由該廠包辦。另外制造汽車需要的機床和其他設備，基本上也是由蘇聯提供。為了能將這些超重的設備運到長春，蘇聯人特意將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地基進行了加固。
在援建的過程中，專家們與中方工作人員結下了深厚友誼。蘇聯專家格拉斯托夫在進行技術指導之餘，還特地拜一個中國篆刻家為師，向他學習篆刻。在即將告別之際，很多一汽職工都收到一張卡片，鮮紅的『格拉斯托夫』幾個大字印在以解放牌汽車為背景的卡片上，分外醒目，很好地體現了蘇聯專家的感情。
科洛略夫：是是非非三門峽
在河南山西交界的地帶有一個名叫三門峽的狹長峽口，黃河在經過河套九曲蜿蜒之後，奔騰的河水被峽口所阻，水勢頓時昇高，噴薄而出的氣勢也更為驚人，當地人於是將峽口分三段命名為『人門』、『神門』和『鬼門』，三門峽由此得名。
人們在驚訝三門峽水勢的同時，很早便設想在此處設壩，治理水患並發電。國民政府和日本人都曾經來此考察，但都無果而終。新中國成立後，治理黃河水患的問題再次提上議事日程，但是水利部門對於是否在三門峽建壩存在著巨大分歧。於是，中方決定向蘇聯專家求援。1954年1月，蘇聯水利專家組來華，在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科洛略夫帶領下，中蘇專家一百多人歷時近半年，沿著黃河進行了大勘查。結果，科洛略夫認為三門峽是在黃河上修壩的最佳場所。正是由於蘇聯專家的意見，中方最終決定在三門峽建壩。依照規劃，三門峽水庫建成後收益十分可觀，在設計中，三門峽水庫將蓄水至350米的高程，整個水庫將容納360億立方米的水，如此一來，幾千年來黃河下游的水患將得到徹底治理。
在蘇聯專家看來，三門峽水庫太像蘇聯的第聶伯河水電站了，蘇聯專家來考察時，總是稱呼三門峽為『中國的第聶伯』。所以蘇聯專家看到三門峽分外親切，事實上對於修建這種規模的水電站，他們也十分在行。但是黃河與第聶伯河不同，它泥沙含量是十分驚人的。遺憾的是，蘇聯專家雖然對三門峽上游泥沙含量做過考察，但卻沒有重視這個問題。事實上正是由於這個被有意無意忽略的問題，導致以後的三門峽水庫問題重重。
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1960年三門峽大壩建成，開始蓄水分洪。就在這一年，潼關附近的渭河流段大淤，淹沒大量良田，隨著庫區水位不斷提高，自三門峽至潼關一線的峽谷完全被泥沙淤積，國家不得不對三門峽水庫進行新的改建，以減少淤積。正因為如此，時至今日，蘇聯專家在三門峽建壩的建議仍然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迪托夫：汗水灑滿天山路
在今天，新疆已成為我國最大的棉花產地，在這個農業工程的建設過程中，依然有著蘇聯專家的貢獻。
上世紀50年代，新疆和平解放以後，駐留新疆的解放軍官兵多數轉為建設兵團，分赴天山南北進行屯墾。當時一部分軍隊來到天山北麓瑪納斯河流域進行開荒，面對如此廣闊的農場，建設兵團不知道應當選擇怎樣的適宜作物。在兵團的要求下，一位名叫迪托夫的蘇聯農業專家來到了新疆。在考察瑪納斯河流域的氣候、土壤等情況之後，迪托夫建議大量種植棉花。這個建議讓兵團領導十分詫異，因為瑪納斯河流域位於北緯42度以北，而當時一些外國專家斷言，北緯42度以北是棉花生產的禁區。事實上，在迪托夫來之前，兵團也試種過棉花，但是畝產量只有可憐的二十來公斤。眼見兵團領導不信，迪托夫笑著說要立下軍令狀，他對兵團司令員說：『如果司令員能夠保障每畝地能有1500公斤的肥料，那麼我就能保證畝產能夠突破200公斤。』
1953年1月，新疆軍區司令員王震將軍與迪托夫簽訂了植棉合同。簽訂合同之後，迪托夫馬上放手大乾。1953年的春節一過，迪托夫立即將兵團的建設骨乾組織起來，進行植棉培訓，他不僅親手編訂教材，而且當起了教師，手把手教學員種植棉花。
迪托夫還常常出現在田間和農機站，檢查農具和種植情況。有一次，他看見工人割苜蓿很慢，就要求工人去裝一個扇鐮，工人們口頭答應了卻不行動。迪托夫對此很不滿意，到了中午，人們發現他失蹤了。正當大家焦急尋找的時候，只見迪托夫背著一個很大的扇鐮回來了，在30多攝氏度的高溫下，迪托夫滿頭大汗。只見他迅速裝上扇鐮，雙手高舉，現場演示起來，他操作十分熟練，扇鐮飛轉，大片苜蓿被齊根切斷，看到大家驚訝欽佩的眼神，迪托夫開心地笑了。
在迪托夫的主持下，1953年瑪納斯河流域的棉花生產獲得了空前豐收，一些地方棉花畝產量達到了208公斤，迪托夫實現了自己的豪言。在此後的時間裡，迪托夫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瑪納斯河流域的棉花種植上面。接連3年，兵團的棉花都獲得了豐收。在兵團收獲豐收的時候，迪托夫卻要離開中國了。1955年的秋天，瑪納斯河兩岸棉花吐蕊，在一片白色的海洋中，迪托夫匆匆回國，將一片豐饒的土地留給了他的中國同事們。
自上世紀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為援助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蘇聯援華專家曾多達數萬人，這些『外來的和尚』依靠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巨大的熱情，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盡管出於政治、民族等種種原因，他們的援華歲月未必全是鮮花滿地、一帆風順，但中國人對他們帶來的援助卻並未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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