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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殘聯主席鄧樸方同志爲康復村作的題詞。
付平生(右1)是康復村裏的“著名音樂人”，經常會有二胡愛好者慕名而來和他一起演奏、一起創作。
屋內的傢俱設計得比較低矮，村民坐在輪椅上洗碗也不會感到絲毫不便。
康復村的人們
古玩愛好者李建設
“明年到北京參加賽寶大會”
地震之前，李建設在唐山市柴油機廠上班，地震後開始對擺弄古玩產生濃厚興趣，他是康復村裏的“古玩大師”。
“我是和一位行家學的古玩鑑賞，和師傅學了幾年以後，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就基本上可以鑑定出來了。”李師傅告訴我們，當時50元買的一面銅鏡現在已經升值到5萬元。
在李建設家裏，幾十件古玩擺放在外面的房間，瓷器、書畫、古董、花瓶等琳琅滿目。李師傅告訴我們，這些東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很多已經被他收藏起來，移到了庫房裏。
李師傅說：“中央電視臺將會在明年舉行一次賽寶大會，到時候我一定會去北京參加，給大家展示一下我收藏的寶貝。”
體育運動員王寶佔
曾獲三枚遠南運動會金牌
王寶佔不但是康復村首任村長，同時還是村裏的體育明星。
1988年，王寶佔參加了在日本舉行的國際馬拉松比賽。由於當時條件有限，中國還沒有爲殘疾人設置這個項目，連比賽時用的輪椅也沒有。王寶佔在那次比賽中獲得了第28名的好成績。“我已經相當滿意了，比賽結束後，我便把比賽時用的輪椅一同帶了回來。”
王師傅還給我們展示了他在1994年參加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比賽時獲得的金牌。他參加了鐵餅、標槍和鉛球三個項目，全是第一名。1996年唐山地震20週年的時候，國家領導人曾親自到他家慰問，並勉勵他要繼續努力，爭取再創佳績。
二胡演奏者付平生
“我以爲這輩子拉不成琴了”
地震那年，付平生20歲，然而他拉二胡已經有11年了，完全是自學成才。楊村長說，如果不地震，付平生可能就進中央樂團了。
“地震後我被送到石家莊治病，1981年進療養院，一開始只能躺在牀上，我當時知道自己已經截癱，以爲再也拉不了琴了……”說到此時，付平生頓了一頓，“後來，我一能坐起來就開始練琴。”
付平生和妻子結婚之後搬進了康復村，這樣一來就跟療養院裏的“樂友”們分開了。但付平生還會騎着電瓶車去療養院找“樂友”們拉琴。曾有一些藝術團高價來請付平生進行商業演出，但他從不參加。
付平生在唐山市截癱療養院接受治療期間還成立了一支小樂隊，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成立一週年的時候，樂隊還被請去參加表演。“這支樂隊最終發展成爲唐山市殘疾人藝術團。”付平生驕傲地說，“這可是我們一手建起來的，付出了很多心血。”
對話首任村長
“我們曾不相信能獨立生活”
人物：王寶佔，地震時17歲。朱德琴，地震時23歲。王寶佔和朱德琴1991年結婚，1992年入住康復村。王寶佔是康復村最早的發起者之一，也是康復村的首任村長。婚後第三年，他帶回3枚遠南殘運會金牌，妻子捂着金牌笑了半宿。
《華夏時報》：您還記得搬進康復村第一天的情形嗎？
王寶佔：我們是第一個搬進來的。當時只有房子建好了，外面的圍牆都還沒建。家裏只有一張牀，第一天晚上，這麼大一片地方就我們夫妻兩人，我倒沒事，她有點害怕。
朱德琴(笑)：是又高興又害怕！高興是終於可以有一個家了，同時又怕兩個人單獨生活不行。等到三四天後纔有第二家搬進來。
《華夏時報》：大家沒有迫不及待地搬來嗎？
王寶佔：一開始沒有。雖然在籌建之初大家熱情很高，但等到真的要搬進村了，就紛紛打退堂鼓。因爲大家在療養院生活習慣了，對於兩個截癱人員的單獨生活會有些擔心。說實話，一開始我也猶豫過，但是這個村是我發起建設的，我只能硬着頭皮先搬進來。後來，大家意識到截癱人員獨立生活沒問題，於是搬進來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華夏時報》：康復村發展到現在跟你的初衷一樣嗎？
王寶佔：不太一樣，雖然綠化好了，房子也擴建了，但是我一開始希望建立的康復村並不僅僅是要改善村民生活的便利程度，我最希望的是村民可以一起就近開一家工廠或者公司，這既能自食其力，同時也能爲年紀大了之後的生活來源打下基礎，畢竟我們大多數家庭都是無兒無女的。
《華夏時報》：有沒有想過領養一個孩子？
王寶佔：很多年前我們領過一個，後來送走了，也不會再有這種想法了。其實這也是爲孩子好，因爲我們也需要照顧，如果有了小孩，小孩免不了從童年起就有比別的孩子更大的壓力，長大之後，難免會自卑，我不想讓他這樣，還是讓健全夫婦去領養他吧，這樣對孩子更好。
朱德琴：我們領養孩子沒幾天就把他送走了，因爲照顧起他來實在困難，比方說，因爲我們在牀上坐不穩，一不小心就會壓着他。
《華夏時報》：您認爲殘疾人是像這樣住在一起好，還是跟平常人住好呢？
王寶佔：其實跟平常人混居更好。我願意住在這裏主要是因爲房子的設施方便，但這樣一來，我們與外界的交流、溝通畢竟會減少，時間一長，對我們的心理狀態不是很好。所以，如果在普通的住宅樓裏也能有這樣的設計，那麼我們就能過上更正常人的生活了，我想，這一點其實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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