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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運啓，54歲，著有《唐山抗震救災決策紀實》一書
人物簡介
王運啓，54歲，1972年畢業於宣化地質學校，在河北省地震局工作至今，曾長期從事地下水預報地震等技術工作。高級工程師，現任省地震局法規處處長，著有《唐山抗震救災決策紀實》一書。
-核心提示
災難、廢墟、悲痛、自救、救援———大致可以囊括地震發生後，唐山大地震現場的景象了。當年20多歲的王運啓作爲一名地震工作者，除了能看到這些場景外，他還有着與其他人不同的感受。
然而，唐山大地震是否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曾被準確地預測出來？王運啓感覺，作爲一名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地震30年後的今天，有必要將真實的情況告訴大家。
同時，他也多次提醒記者，他只是以他個人的身份來闡述這件事的……
-災難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生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正在石家莊市範西路辦公的省地震局的工作人員，明顯地感覺到地震真實地發生了，“我們能明顯地區分出地震的縱波和橫波，可以判斷距離石家莊比較遠，而地震的級別應該比較大。”王運啓說。他當時是省地震局水化實驗室的一名職工，利用地下水微量元素氡含量的變化來觀測地震。由於當時地震的信息主要靠電話傳播，一時還難以準確地斷定震中在哪兒。
在王運啓《唐山抗震救災決策紀實》一書中，原省地震局局長劉長垣回憶說，唐山地震事先沒有做出臨震預報。在唐山周邊的地震臺站，由於震級太大，儀器被震翻了，短時間內地震局竟不能準確地測定震中。經與山東泰安臺聯系，得出了大致方位。去震區的第一批人員出發時，已經是早上6時多了。唐山大地震，是在沒有臨震預報的情況下發生的。大震的突發性、可怕的震級以及可惡的發震時間，使人們失去了任何的防衛能力。正在唐山進行地震地質考察的6名地震工作者也慘遭劫難，唐山地區地震隊的職工、家屬傷亡慘重……
-地震工作者在救災中的尷尬角色
唐山地震發生後，省地震局先後派出多批工作人員到地震現場進行震情監測和震害調查。
7月29日，王運啓被派往張家口地區，去現場覈實異常情況，10多天後來到唐山。“那時候，地震羣測點很多，一直有人在預報地震和報告地震異常。我們的任務是現場勘察人們報告的地震異常，確保省局地震預報所用資料的可靠性。”王運啓說，向當地老百姓調查情況時，迎接他們的大多是“白眼”：“地震發生了，你們也來了，早點幹啥去了？！”
“也許是成功預報海城地震的科技成果給人的印象太深，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地震預報已經過關。唐山地震沒報出來，而且傷亡如此慘重，以至於人們以爲是地震工作者的失職。”王運啓說，在唐山地震現場，地震工作者的出現，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唐山賑災現場，地震工作者“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將深藍色工作服上的“冀震”兩個字用泥巴糊上。國家地震局工作人員在昌黎落實地震異常時，被人圍住一個個地查問，聲稱查出河北省地震局的“非把小子揍扁不可”。地震隊職工到糧店買糧，糧店女職工一看糧本，情緒頓時變了，“給你們吃不如給豬”。居委會發給受災羣衆一家一條棉毯，輪到地震隊職工家中就“發完了”。
“地震現場的慘景，使我們痛苦萬分；面對唐山人民的目光，我們心中的傷口在滴血……地震工作者一邊忍受着人們的誤解，一邊努力地工作，他們力圖用超強度的勞動來使自己負疚的心情得到些許的平衡。”談到當時的情況，王運啓心情顯得十分沉重。
“他們從廢墟中爬出來，立即投入到檢修儀器、搶救資料和對餘震的監測中去。在食品斷絕、通信中斷、親人遇難的情況下，始終堅守崗位，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王運啓在書中是這樣評價唐山地區地震工作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的。
北戴河地震臺距唐山170公里，是省內最東部的一個地震臺站。唐山地震發生的瞬間，唐山地區臺站損失慘重，惟有北戴河臺倖存。強烈的地震使地震儀和通信設備遭到破壞，臺站值班員金惠柱和陶永貴在地震波的搖撼中，冒着樓頂不斷掉下的水泥碎塊，一面維護儀器、處理圖紙，一面設法與上級溝通聯繫。天亮以後，他們才發現觀測室已成危房。爲防不測，他們只好把儀器搬到院子裏，繼續堅持工作，他們全然無法顧及住在唐山市區附近家人的生死存亡……
爲進行大震後的地震趨勢預測，省地震局於7月29日成立了地震現場分析預報組，並於當晚提出了第一份震情判斷意見。爲及時處理每一個地震記錄，地震科研人員通宵達旦地趴在唐山機場的水泥地上進行資料處理。震後3天，儀器記錄到餘震3457次，僅地震記錄紙就用了數百張；3個月內，分析處理前兆觀測數據多達幾十萬組。
-唐山大地震前曾做出過中期預報
有人質疑，唐山大地震，作爲一場置24萬餘人於死地的巨大災難，地震工作者在事先難道沒有一絲一毫的警覺？是什麼因素影響了本該做出的地震預報？
作爲唐山地震預報的親歷者，王運啓說，這不是事實。雖然受到地震預報水平的限制，中國地震工作者還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中期預報。
在1966年至1969年的華北地震高潮期以後，經過4年的平靜，1973年底，華北北部地區的地震活動又明顯增強，相繼在河北省北部的裏坦、昌黎、寧河等地發生了一系列中等強度的地震，與此同時，還觀測到一些較爲明顯的地震異常現象。因此，中國地震學者預言，在1974年以後的一段時間內，華北地區將出現另一個新的地震高潮期。
1974年6月7日，國家地震局召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遼寧7個省、市、自治區的地震工作部門和有關的科研機構，就華北及渤海地區的地震形勢進行專門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形成《關於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的報告》，由中國科學院上報國務院。6月29日，國務院發出國發[1974]69號文件，正式向北京、天津、河北等7省、市、自治區政府批轉了這個報告。這就是當時地震戰線著名的“69號文”。“69號文”出臺僅7個月，1975年2月，中國地震工作者成功地預報了遼寧海城7.3級地震。然而，正當人們爲海城地震的成功預報歡欣鼓舞時，1975年8月以後，河北、北京、天津地區乃至渤海沿岸又出現了新的地震異常。至10月份，一些異常更有了較爲明顯的發展，並立即引起了地震學者的高度關注，但與此同時，也導致了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
地震學者的不同意見在1976年初召開的全國地震趨勢會商會上得到了基本統一，並形成了1976年京、津、唐地區有可能發生中、強地震的中期預報意見，“京、津、唐、渤地區1976年仍有發生5-6級地震的可能，唐山與(遼寧)朝陽之間、京津之間兩個地區尤應注意。”
-反映了中國地震預報的實際水平
1976年的地震形勢撲朔迷離。3至4月份，上年出現的地震異常已基本結束，恰在此時，4月6日，內蒙古的和林格爾地區發生了6.3級地震；4月22日，靠近天津市的河北大城發生了4.4級地震。
由於地震科技水平的限制，特別是和林格爾和大城地震的發生，給地震趨勢判斷帶來了極大干擾，以致難以得出未來地震活動走向的確切結論。其實，就當前的地震科技水平而言，單就地震的孕育和發生，地震專家們可以做深奧的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但是，有誰能透過波譎雲詭的地震情勢，去完整地洞悉地殼深處劇烈變動的內幕。
“導致唐山地震臨震預報失敗的因素還不只如此。中國早期地震預報學術思路的形成多來自於邢臺地震現場的預報經驗。邢臺地震屬於前震—主震—餘震型地震，海城地震的預報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這條經驗。”王運啓說，唐山地震完全不同於海城地震，它屬於突發性的主震—餘震型地震，沒有任何前震活動，沒有明顯的臨震異常信息。唐山地震前並沒有出現大地震前經常出現的大量的地震宏觀異常現象，連僅有的少量宏觀異常也被高溫和多雨的天氣所掩蓋。就當時的地震科技水平而言，人類對此毫無辦法。事實上，在唐山地震發生前，不管是中國地震局，還是河北的地震工作者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據有關專家回憶，1976年上半年是中國地震工作有史以來對某一特定區域的防震工作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地震專家們眼睛瞪得最大、憂心最重的時期。
在回答記者“唐山地震究竟能否預報”時，王運啓堅持認爲，探究唐山地震臨震預報失敗的原因不能脫離當時地震預報的總體水平。實際上，無論是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還是唐山地震臨震預報的失敗，都體現了人們對地震這一自然現象的認知程度。某種意義上，關於這兩個地震預報結果的成功與失敗，也恰恰就是當今地震預報實際水平的客觀體現。
記者手記
負重的心靈
坐在記者的面前，王運啓說，30年了，每每想起唐山地震的那一幕，他總有一種負重感，作爲地震工作者，他多麼希望能夠預報出來。當然，這首先在於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災害損失，其次還在於對事業成功的渴望。而災難卻是那樣殘酷、真實地出現在我們面前。面對地震死難者的遺體，面對表情木然、欲哭無淚的面孔，一個地震工作者的感受很難用文字來形容，他相信我們也很難形容出來。
生命是脆弱的，有時甚至不堪一擊。只持續了幾秒鐘的大地震，唐山24萬人的生命便化爲了烏有。也許是震後慘烈景象帶來的強烈刺激，給王運啓的內心留下了巨大的陰影，以至於震後的10多年，他不敢、或者是不想走進唐山。
同時，生命又是與“頑強”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震後的日子裏，我們又真切地看到了災民互救、八方支援，重建家園、與災難頑強鬥爭的另一番振奮人心的場景。地震發生10多年後，王運啓再次踏上唐山那片土地時，他發現一座現代化的新城已經崛起。大街上到處是歡聲笑語，人們的臉上洋溢着安詳和滿足。但是，王運啓說，透過這些迷人的外表，他似乎觸摸到了唐山人內心深處永久保存的記憶，一個永遠不願輕易開啓的記憶。這也許是他難以釋重的原因吧。
唐山地震過去30年了，王運啓希望人們能夠了解那場災難，記住那場災難，使那樣的災難永遠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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