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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求是》上撰文稱，20世紀50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在世界範圍內明顯加快，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城市人口、土地、資源、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矛盾，給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極大衝擊，文化遺產所承擔的壓力和風險不斷加大。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亞太地區和像中國這樣的文物大國，如何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保護好文化遺產，已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
文章說，中國歷史悠久，擁有極爲豐厚的文化遺產，登記在冊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動文物40餘萬處。先後公佈國家級、省級和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7萬餘處。已有世界遺產31處，其中世界文化遺產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27處。公佈了103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擁有各類博物館2300餘座，近年又新建和改擴建一批大型綜合性和專題性博物館，形成了門類齊全、特色鮮明的博物館體系。
文章稱，中國政府一貫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1982年頒佈的文化領域的第一部專門法律《文物保護法》，標誌着中國以文物保護爲中心內容的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已經形成。2002年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標誌着中國開始建立起單體文物、歷史地段、歷史文化名城等多層次文化遺產保護體系。
文章同時指出，但在經濟蒸蒸日上的同時，很多城市景觀和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一些傳承千百年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隨着人類心理、自然環境和社區活動的改變而陷入危機，一些歷史地段迅速消失，很多傳統民間文化遺產面臨消亡。
經濟利益應爲文化遺產保護讓步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稱，反思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當城市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髮生衝突的時候，爲了保存不可再生的珍貴文化遺產，經濟利益應該做出必要的讓步，不論國家的還是地方的利益，都必須爲保護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做出犧牲。
文章說，爲此，需要依靠立法和法律的威懾力來維護文化遺產的安全性。從國際經驗來看，歐洲許多國傢俱有非常明確的歷史文化保護立法思路，強調保護工作不是獨立的而是多元的，將保護與住宅建設、政府職能、資金保障、社會監督、公衆參與聯繫起來，並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下來，爲保護工作提供了良好外部環境和重要基礎保障。
文章指出，所以，城市的有關法律以及發展規劃應與保護理念結合，形成平衡與和諧的發展格局，使城市在動態變化中，始終保持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和意識，維護城市記憶所必須的物質依託。另外，必須關注古蹟遺址周邊環境的惡化及應對方法。
文章指出，目前，國家文物局越來越重視城市化進程中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採取一系列措施，在重要歷史建築、古蹟遺址周圍設立保護區、緩衝帶或建設控制地帶等，取得了保護文物本體及周邊環境的初步成效。此外，還重點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探索：一是健全文化遺產及其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二是加強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研究編制。三是努力創造條件，確保城市大遺址等重大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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