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輕易忘卻苦難與傷痛，它往往是一個不畏磨難的民族堅實生命的見證。
30年前， 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降臨天津，但災難沒有壓倒天津人民。信心、愛心和頑強的生命力，在滿是瓦礫的街道中溫情地連接着、蔓延着。
30年後，我們走訪當初奮戰在抗震救助和恢復重建一線可敬的那些人，重溫一座遍身傷痕的城市從悲傷復歸希望，從殘垣斷壁復歸繁榮家園的感動———
唐山大地震天津市和平區、寧河、漢沽等地也成爲地震重災區。在生死考驗面前，天津衛生戰線上的廣大醫務工作者，在第一時間奔赴抗震救災第一線，僅地震當日就派出19批醫療隊。據統計，天津市救治傷員139693人，其中重傷員30672人。
展雙臂一名護士守3個嬰兒手
挽手50名孕婦扶梯逃生
“在上級還沒來得及組織醫療救護的情況下，當地震發生的瞬間，許多醫護人員，從坍塌的房屋瓦礫中爬出來，顧不上看一眼逝去的親人面容，顧不上救護自己的家人，顧不上身上流血的傷口，在第一時間趕到醫院，展開救助工作。”曾經參加當時醫療救援隊的衛生局張愈局長介紹說，當時還有一些年屆六旬的老專家，在交通阻斷的情況下，穿着拖鞋徒步走到醫院。
凌晨3點40分左右，一中心醫院的婦產科裏，剛剛結束了一個剖腹產手術。當夜值班的孫鳳蘭和同事正在準備轉天的手術器具，望着窗外，烏雲密佈。“是不是要下雷暴雨了。”孫鳳蘭正在疑惑，突然有兩隻老鼠跳到她的腳面上，還沒等反應過來，房屋就開始搖晃起來。
孫鳳蘭在搖晃的樓道里奮力向前衝，嬰兒室裏，值班護士都展開雙臂，一個人趴着三張牀，護衛着那些懵懂無知的小生命，而病房裏早已經亂成一團。“大家別慌，維持秩序。”孫鳳蘭的聲音淹沒在了哭喊聲中，一些連衣服都來不及穿戴整齊的大肚媽媽們，已經擁擠着向樓道衝。
“大家不要擠，不然都摔倒，就出不去了。”在孫鳳蘭的帶領下，這數十個“大肚子”雖然哭着喊着，但是大家的手卻互相攥得緊緊，這支奇特的隊伍，順着消防樓梯一步一步向外疏散。隊伍後面，大夫、護士們每個人手裏抱着三個孩子，挪動着前行。
“前三天，幾乎所有大夫護士都沒閤眼。我們和醫院後勤工人們一起動手，自己和泥搭臨建棚。”張美榮大夫回憶說，一些完全能順產的孕婦被疏散回家，但是還有四五十個孕婦還需要住院。“生孩子可不挑時間啊。 28日當天就有生產的。沒有正規的手術室了，就臨時圍上一圈塑料布。還支起大鍋作爲臨時的醫院食堂。大家都是連軸轉，腦外科的王主任一天一夜做了8個手術，我們這裏有醫生一下子接生了14個孩子。”
“老書記已經被埋在了瓦礫中，但是當時住院所有的嬰兒和孕婦全部安然無恙。”張美榮說，“有一個我們醫院的護士也生產，起名字就叫‘抗震’。”
光膀子圍橡皮裙緊急施救
睡地下飲河水吃飯無保障
30年前，在天津市衛生局祕書組工作的李建國和同事們還沒從地震的恐慌中恢復過來，就從宿舍裏跑出來抓起辦公室的電話開始聯絡各個醫院，詢問傷員情況。此時，是凌晨4點左右，餘震不斷。
“ 28日上午，整個的指揮系統已經形成。”李建國說，衛生局成爲當時抗震救援工作的重要主體。上午數小時裏，抽調了醫藥公司、商委的同志，還從交通部門調集了二三十輛吉普車歸衛生局指揮。
相關部門積極組織醫療救援隊，各個醫院的醫護人員都積極報名。地震後幾小時，市區、郊縣和駐津部隊，已經向重災區陸續派出19批醫療隊，有1141人。 19日當天，當時市衛生局的張正明副處長帶領着由兒童醫院、胸科醫院、口腔醫院和天津醫院組成的醫療分隊開赴唐山。
張玉華是當時兒童醫院醫療隊的隊長：“當時主力隊員們都是19、 20來歲的姑娘、小夥子。每一個醫生已經都變成全科的醫生，盡最大努力救治傷員，成了唯一的目的。”
派往寧河、漢沽這些天津重災區的醫療隊也於地震當日出發了，主要配備以骨科爲主。有一些醫生，連白大褂都來不及換，從食堂抓上幾個饅頭，就帶上醫療器械出發了。
交通破壞嚴重，醫療隊邊前進邊救治傷員。在沿途一些臨時搭建的醫療棚裏，有的醫生是光着膀子，圍着橡皮裙，在緊急施救，醫療器械就在“手術室”外，在燒開的水裏進行消毒。有的醫療隊的救治器械還沒到災區，沿途就已經消耗殆盡。
寧河大橋已經斷裂，救援隊被阻在河岸上。不少隊員是舉着藥品器械趟過河的。“到達的8天，大家每天休息可能也就有限的幾個小時。”當年的隊員回憶說，大家走村串戶，一家一家去搶救傷員。
很多醫療隊席地而眠，在帳篷裏塑料布鋪在地上，困就往上一躺。有的還把牀單綁在兩棵樹上，做了一張吊牀。最初的幾天裏,隊員們吃的不能保障，最艱難的還是沒有水喝，實在渴極了，渾濁的雨水、河溝水也下了肚，自然也就有一些隊員開始發高燒、瀉肚子。
支撐下巴勉強打盹站着休息
躺在地上誤被當作遇難屍體
漢沽也是地震重災區之一。曾在漢沽一中院救護站的一位工作人員，至今難忘那些戰鬥在“前線”的日日夜夜。
“一開始，我只是給外傷者縫合傷口。當時沒有麻藥，有一個傷員頭上一條大長口子，需要馬上縫合。我用水沖沖，就開始縫合手術，每縫一針，他就吸上一口氣，縫完他就走了，雖然沒有什麼其他藥品，後來居然奇蹟般恢復健康。”後來傷員越來越多，這名工作者也站到了臨時的手術檯上，“一上手術檯，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夜。連吃飯都是在手術檯上，旁邊有人喂幾口，困了就把手放在胸前，勉強打個盹。我三天三夜沒回家，都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
當時有個姓孫的醫生工作太勞累了，躺在地上就睡着了。醒來以後，發現自己周圍都是屍體———原來，自己也被當成地震中的遇難者了。
地震來得突然，醫療器械不足的問題很快凸顯出來。醫護人員開始開動腦筋，竹片、木棍、麻繩都用上了，開始自己製作牽引架、吊帶、小夾板……
10月中旬，天津醫院80名醫護人員在寧河建立野戰醫院。當年的寧河野戰醫院醫療隊隊長李淑靜告訴記者，當時設立的救護隊、救護站、救護醫院三級救護網，在科學的管理下，發揮了很大作用。野戰醫院還恢復了3級查房、主任會診等制度，確保沒有一例醫療事故的發生。同時還爲中西醫結合治療截癱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鍼灸、按摩、手術……土洋辦法結合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
李淑靜介紹說，醫療隊不但負責救治傷員，還要組織宣傳基本的防護知識，同時作好災區的防疫消毒工作：“正是這樣的努力，我們做到了‘大災之後無大疫’，連蒼蠅、蚊蟲都很少見了。”
爲了更好地治療傷員，天津向安徽、陝西、河南等省市轉運了4475名傷員。一次，一位天津的醫護人員在到達陝西西安後，上街去買生活用品。“你們是天津來的吧。”賣東西的商販聽出了口音，怎麼也不收這個醫護人員的錢，非要把東西送給她。還有一位同志開車出去辦事，因爲不熟悉道路違章了，被西安的警察攔了下來。當看到這個同志胸前佩戴着“天津民兵”的徽章時，瞭解一些情況後，警察就放行了車輛。
老館長帶隊轉移文物
蘇德英時任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副館長
“整幢樓房都是晃晃悠悠，磚頭不停地往下落……由於當時搶救及時，加上之前做了一些防震措施，博物館裏的文物基本沒有什麼損壞，這是全體館員共同努力的結果呀！”
蘇德英，原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副館長， 7月24日已是兩鬢斑白的蘇德英老人坐在自家的小院裏回憶起那場大劫難時，讓他感到高興和欣慰的是，國家的“寶貝”沒有受到損壞，館員也沒有一人受傷。
原來的天津藝術博物館就在和平區解放北路上，是一幢法式建築，樓頂上還有一個涼亭。有館藏文物、資料近4萬件，包括繪畫、書法、銅器、陶器、玉器、硯、墨、漆器、天津民間藝術品以及有學術價值和保存價值的現代藝術品。
“ 1976年7月27日凌晨3點多，房子突然晃盪得厲害，我還沒睡，感覺整個房子都飄了起來，桌上的茶水也灑了一地，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地震了……”
蘇德英說，他急忙往外跑，一心就想的怎麼能在第一時間趕到博物館，儘快地組織人員去搶救文物。
當時餘震不斷，樓房上的磚頭不停往下落，樓羣密集的地段都不敢過，只能繞道走，蘇德英順着氣象臺路走，拐來拐去，又繞到了吳家窯大街，來到成都道的時候，搶救傷員的、扎繃帶的已經不少了。
一路小跑趕到博物館的時候，眼前的景象讓蘇德英格外緊張：博物館樓頂上的小亭子已經垮塌下來了，架子七零八落的橫躺在馬路上，搬開一根橫木，蘇德英急忙鑽進屋裏查看文物。一樓展廳以歷代書畫爲主，二樓展廳主要有漆器、石雕、泥塑等天津地方民間藝術，三樓主要展出古代文物。幸好博物館的主體建築依然完好，絕大部分文物並沒有受損，只是一樓展廳裏的一個櫃子倒下，刮壞了一張書畫。此時，餘震仍不斷，展廳裏的文物仍在晃晃悠悠……立即轉移文物！一場驚心動魄的救“寶”行動開始了。
“我到博物館不久，館裏的其他同志也相繼趕來了，總共有30名同志參加搶救文物。我記得很清楚，有個講解員是位女同志，當時她還在生病，我們勸她先休息一會兒再搬，她不肯，滿頭大汗仍不停從二樓往地下室的庫房搬運文物，直到搬完才肯去休息。”
在搶救文物過程中，餘震仍在繼續，從二樓三樓搬到地下室的庫房還有一段距離，有時剛走樓道餘震又來了，有的同志就乾脆躺到地上，把文物放到自己的身下，用身體護住文物，餘震過後才走動。
蘇德英說，經過30多名館員的努力，在28日當天就把陳列室裏所有的文物都轉移到安全地帶了。
“剛剛地震，外邊秩序比較混亂，爲了防盜防搶，博物館必須24小時值守。當時我和政工幹部高增林屬於‘單身漢’，家屬都沒在天津，我們兩個人就把墊子搬到博物館裏，晚上就睡在博物館的過道里，直到1976年11月15日，博物館恢復正常了才搬回家住。”
廢墟里救出倆戰友
孫學江時任解放軍駐唐山某部連級幹部
1976年是孫學江參軍的第6個年頭，當時他23歲，所在的部隊就駐在唐山市東礦區的趙各莊。
7月25日下午， 53歲的孫學江在東麗區他的辦公室裏接受採訪，時不時抹着眼角的淚花。他說發生地震後，他幸運地從一堆廢墟中爬了出來，並投入到抗震救災中，成爲十萬救援大軍中的一員，這是他一生的光榮。
孫學江說，他平時睡覺就比較沉，加上那天晚上很晚才睡，發生地震時自己並沒醒來。“不知是過了多久，我矇矇矓矓中似乎有雨點落到身上，感覺不對勁，擡頭一看，哎呀！怎麼露着天呢！原來二樓和三樓全都沒了，只看見樓頂的一塊四孔板被折成一個‘人’字形，恰好就架在我的頭頂上。我縮着身子去推開門，可門沒打開。我慌忙從折斷的四孔板空隙中鑽了出來，身上被劃出了許多血道道……”
“從廢墟中爬出來後，整個人全蒙了，我突然想起兩個戰友李彥成和郭惠光，就跑去救他們。我大聲叫喊，但無人應聲，當時急的直想哭！”
“此時，一連有個指導員帶着6名戰士趕了過來，我們把禮堂西面一間房的牆鑿開一個洞，鑽進去找李彥成。李彥成挺機靈，一發生地震他就鑽到牀鋪底下，躲過了一劫，但也被牀杆戳傷，一根棍子插進他的腳心，鮮血直流。郭惠光則被埋在廢墟里，地震時他剛剛從牀上坐起來就被壓倒了，整個腰椎被砸斷了，被救出來時他還說了一句‘同志們都出來了嗎？’把他們送到衛生隊救護場———團裏的大訓練場，此時，這裏已是一片忙碌了，拄着柺杖的、相互攙扶的、用擔架擡的、由戰士背的———附近的羣衆都集中到大操場上。”
孫學江說， 7月29日，他和戰友們剛剛從廢墟中爬出來，還沒緩過神來便接到了上級的命令，同十萬大軍一起開赴唐山市區參加抗震救災了……
統一搶修全市受損房屋
孟慶鐸時任天津房管局計劃處幹部
在天津房管局工作了40多年的孟慶鐸老先生，對30年前那場地震記憶猶新。
1976年7月27日晚上，大地震前的平靜讓這個夏天的夜晚並沒有顯示出多少異樣。 37歲的孟慶鐸和妻子剛讓孩子們睡着覺，就感覺到自家二樓地板劇烈震動。孟慶鐸當時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次地震帶來的是這個城市解放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災後重建工作。
據孟慶鐸和同事們當時統計的數據， 30年前的地震使天津市受災房屋面積達到一千萬平方米以上。受災面積之大，讓市房管系統面臨着空前的搶修壓力。
“我們當時都是不分晝夜的工作，市房管局立即成立抗震搶險指揮小組，對全市受災房屋的排險搶修，統一部署規劃。”
孟慶鐸先生當時在市房管局計劃處，參與當時房管系統抗震救災組織工作。
“天亮時我騎着自行車從河東十一經路往新華路走，一路上看到倒塌的房屋和受傷的人們。我們當時就意識到，這是天津市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我們當時接到任務，要用最短的時間把天津市房屋的受災情況用照相機拍下來，有倒塌的，斷裂的，有的光是塌了一面牆的，不同的建築材料的房屋，受損程度不一樣。全市各區我們一共拍照拍了十天。”
據當時孟慶鐸和同事們的調查，最後統計的數據是天津市受災房屋建築面積在一千萬平方米以上。當時天津市的房子大多是磚木結構的，混凝土結構的比較少，房屋倒塌得比較厲害。“我們還要統計樓房倒了多少，平房倒了多少，鋼筋混凝土的房子倒了多少，磚混結構的倒了多少。這些都是寶貴的數據，對後來新建房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孟慶鐸說。
排險、加固，清除殘垣，災後重建，規劃新的市民居住區，一系列的艱鉅工作要求房管工作人員去完成。可是當時的受災面積太大，單單靠人力遠遠不夠。添置運輸工具、施工設備就成了當務之急。
“因爲當時是供給制，吃穿住用都是國家統一供給，市民住的房幾乎全部都屬於公有房，房屋的維修和新建全部是房管局負責。震後市政府調撥了大批經費對受災房屋進行維修和新建。”孟慶鐸說，“當時我負責這筆經費的支出。最急需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卡車、吊車等大型機械設備，就從日本等國家進口。當時天津市大部分施工設備都是那時候我們用這筆經費購進的。再加上外省市支援部分設備，實現機械化建房，災後重建工作就這樣緊急啓動了。”
“現在的河西區大營門、樹德里，和平區的華盛村，都是當時重建的居民區。還有現在的體北居住區，也是在當時建起來的。主要是因爲在受災原址建房屋，不可能再建成原來那樣小的房子，要考慮到以後的發展。比如和平區，居民居住比較集中，就遷出一部分到體北去住。所以後來河西區體北居住區的主要住戶都是原來和平區的居民。還有紅橋區的丁字沽、南開區的天拖南、河東區的中山門，當時建成這樣的‘片’有十幾個。”
30年後，孟慶鐸老先生現在已經67歲高齡。他說， 1976年的那次地震幾乎讓天津市的住房發展陷入瞭解放以來的最低谷。值得欣慰的是，成功的災後重建又讓這個城市煥發了生機。
電話指揮排除線路故障
錢國忠時任天津電網值班調度員
地震發生那天，錢國忠作爲天津電網值班調度員，像往常一樣在調度室內值夜班。凌晨3點多，突然大地發出一陣悶響，調度大樓抖動起來。錢國忠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與此同時，耳邊一聲巨響，隨之大樓又震顫了幾下。
幾部調度電話鈴聲大作。聽筒裏傳來發電廠、變電站值班員的聲音：“××線路××保護動作掉閘，重合不良……”重要用戶從電話裏傳來驚慌失措的聲音：“我們這兒雙電源都沒有電了……”
停電會給化工廠、鍊鋼廠、鐵路和電臺等用戶帶來巨大的險情和危害。
錢國忠當即決定：將所有掉閘的線路都試送一次。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地震，調度通信臺上來電話的指示燈幾乎都亮了。錢國忠回憶說，當時自己先接重要廠站的直通電話，後接用戶的市話電話。下令時自己果斷而又鎮靜的聲音使對方也逐漸鎮定下來，沉穩而又冷靜地處理一條條線路故障。
兩分鐘後，部分重要用戶的供電恢復了；不到一小時，鐵路、電臺、自來水、鋼廠和塘沽區的供電也恢復了。就這樣，由於堅守崗位、沉着冷靜地指揮電網的事故處理，這個普通的值班員將直接調度範圍內69條掉閘的10千伏配電線路中的56條試送良好， 7條35千伏掉閘線路和5條110千伏掉閘線路試送良好。由於正確及時地處理電網故障，避免了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更大的損失。
由於廣大電力職工冒震堅守崗位，奮力搶修，當天上午就恢復了市委黨政機關、通信、報社、食品加工廠等重要用電單位的供電。發電設備經電力職工夜以繼日地搶修，於8月31日恢復了正常發電。
加入搶險隊搭蓋臨建房
王福長時任天津運輸五場總務科職工
運輸五場老工人，前搶險隊隊員王福長今年64歲， 30年前，王福長老人已經是天津運輸五場總務科維修組的骨幹力量。 1976年地震前夕，王福長搬進了單位在大沽路上的宿舍，紅光大樓一樓的一個獨廚。
7月28日凌晨，先是上下顛簸，接着左右搖晃的巨大震感驚醒了睡夢中的人們。
地震停止后王福長摸着黑拿起雨衣，走到宿舍樓外的空地上。這時鄰居們也都跑到了樓下，周圍一片漆黑，天還下着雨。等到天亮，他把兩位老人安排在一處簡易的木製房子裏，便匆匆趕回了洞庭路上的工作單位。
他說自己還有另外的20多人組成了一個搶險隊，從7月29日起，運輸五場搶險隊開始了將近半年的到處搭臨建、修房的災後重建工作。
當時的運輸五場是個有着幾千人的大單位，這麼多人，自然住所也就分佈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但只要是單位裏的職工的住房被破壞，或者是找不到暫時的住所，都可以到單位裏登記，搶險隊的隊員就每天蹬着三輪，到處去給同事蓋臨建。
“和平區昆明路的房子倒塌的特別嚴重，我們有幾個同事家就住在那裏，雖然他們住的房子不是單位的宿舍，可當時根本也不分是不是該單位裏管的房子，只要是在單位登記的，就排着個修。搶險隊的隊員就只想要儘快給那些沒地方住的同事蓋上臨建，不能讓一家老小睡馬路。”在搶險隊裏幾乎都是跟王福長年紀差不多的工人，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可就是這樣，他們每天都是加班到晚上，直到沒有了光亮看不見了，纔回家休息。
“那時候條件可沒法跟現在比，到各家各戶去修房的材料單位給準備，成批的塑料布、竹竿、鐵絲，每天早上到單位領料，然後騎着三輪車，拿着地址就奔人家去了，飯都是自己從家裏帶的，單位有熬好的綠豆湯，盛在軍綠色的大保溫罐裏。”王福長還在紙上畫出了一個當時他們給職工搭建的臨建房的圖紙，“用磚壘兩個半米高的矮牆，然後用鐵絲把竹竿固定在磚牆裏面，上面鋪上塑料布，有的掛個門簾，有的還能找扇門，我們當時搭的臨建不僅不漏雨，還不怕颳大風。”
1976年11月，震後的一次比較大的餘震，再次破壞了一些房屋，王福長和他的搶險隊始終沒有解散，從大營門到昆明路，從馬場道到王串場，王福長給百餘戶同事修理過房屋，搭建了臨建房。
1976年12月31日，王福長的大兒子出生了，當時王福長還在給同事修房，妻子在河西醫院住了半天院就回到了家裏。“搶險隊直到春節前才解散，過了1977年的元旦，搶險的活還是特別多，很多家的房子還需要修，好多家窗戶的玻璃還都是破的，那時候，真是忙，可大夥幹得特別有心氣，直到1977年2月初，快過春節了，單位同事家的房子都差不多修好了，搶險隊就解散了。”王福長已經退休了，因爲身體不好，說話的時候，不是很清楚，可聊起在搶險隊的日子，老人顯得特別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