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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6日，日方開始交折卸屬於中方的被劫設備
1956年，毛澤東到廣紙視察
廣州市市長張廣寧等領導爲廣紙集團百萬噸環保造紙基地奠基
造紙設備拆卸後從日本運
專題策劃廖卓斌專題撰文時報記者孫婷婷高江虹何雪峯(除署名外)專題攝影時報記者黃亦民巢曉
昨日，廣州造紙集團九號機在南沙打樁，這意味着，廣州造紙集團遷往南沙踏出關鍵性的一步。
搬遷預計在2011年左右完成。屆時，這座在工業大道屹立了70年的“紙城”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南沙崛起一座年產100萬噸新聞紙的新“紙城”。此項目將投入75億元，新紙城建成後，生產技術屬於國際一流，而環保水平可以媲美歐洲。
時報訊(記者王麗鳳通訊員歐陽永晟邱創泓曾楊眉苗秀茹)昨日上午，越秀廣紙集團百萬噸環保造紙基地奠基暨動工儀式在南沙區舉行。該項目第一期工程投資約20億元，興建年產28萬噸新聞紙的九號機組，預計2007年底建成，整個計劃於2011年底完成，預計總投資75億元。廣州市市長張廣寧，副市長陳明德、甘新等參加了儀式。
造紙基地位於南沙區一涌珠江管理區內，東臨珠江出海口，北距廣州51公里，東南距香港35海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於中國最大新聞紙消費區域，規劃在廣紙集團屬下的威達高實業有限公司現有49.30公頃用地基礎上再擴徵89.29公頃，興建以新聞紙爲主導產品、規模達百萬噸的環保造紙基地。一期工程九號機組爲當今世界造紙技術的一流水平，紙機速度高達每分鐘2千米。同時配套建設項目還有日供水能力8萬立方米的供水系統，日處理6萬立方米的廢水處理系統。
據悉，基地突出環境保護，高標準規劃建設，將採用世界上最先進的廢紙製漿、廢水處理等工藝技術，全部利用回收的廢紙進行造紙，主要環保指標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在正式投產以後，造紙基地不會對周邊造成不利影響，並將成爲一個花園式、現代化、環保型造紙生產基地。
搬遷，將靚地留給市區
在工業大道廣紙路，這裏住的幾乎都是廣紙的員工及家屬，對於廣紙要搬往南沙的消息，幾乎人人皆知，遷址南沙敲定的事情被廣紙人稱爲今年“四喜”中的一喜(另三喜是廣紙建廠70週年、毛主席視察廣紙50週年、一號紙機改造項目今年投產運行)。廣州造紙集團辦公室副主任楊軍告訴記者，廣紙搬遷是出於市政府“退二進三”的總體安排，爲市區空出更好的環境。
搬遷已啓動邊搬邊生產
據瞭解，作爲廣州大型重點企業的廣紙，其環境治理工作一直沒有放鬆，但是由於造紙工業本身的環保治理難度大，所需的佔地面積大，技術要求高等因素，廣紙一直以來環保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原址從場地上、技術設備上很難適應現代環保治理的要求，嚴重影響和制約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迫切需要尋求新的發展空間。
據瞭解，廣紙佔地面積54萬平方米，職工2000多人，總資產50億元人民幣，新聞紙的年生產能力已經達到30萬噸，廣紙搬遷將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楊軍告訴記者，實際上，現在已經啓動了搬遷的工作了，思路是一邊搬遷一邊生產，預計整體搬遷在2011年左右可以完成。
新廠房選址還種着莊稼
據介紹，廣紙新址將依託位於南沙經濟開發區原威達高紙廠，向周邊擴展。威達高現在是廣州造紙集團旗下的企業，位於南沙區珠江管理區內，現有規劃面積爲52萬平方米。
近日，記者驅車來到珠江管理區，在威達高紙廠廠區，記者看到，該廠正在正常生產，而威達高隔壁，尚有20多萬平米的空地，工地只有三五個工人在整理土地，施工人員告訴記者，這裏將建設廣紙9號機，爲年產28萬噸的新聞紙生產線。“9號機的打樁是廣紙實現整體搬遷最關鍵的一步”，廣紙集團辦公室副主任楊軍告訴記者。
在威達高紙廠廠外，還有一大片種着莊稼的平地，“廣紙搬遷到南沙後，這裏將全部是廣紙的廠房。”廣紙有關人士向記者描繪着廣紙遷到南沙後的宏偉藍圖。據悉廣紙還計劃在威達高現在的52萬平方廠地周邊再徵地100萬平方米，屆時，總面積將是現有面積的三倍。南沙基地建設項目完成後，廣紙就可以完成整體環保搬遷，在南沙形成一個年產100萬噸的造紙基地。到投產之日，其規模在全國可以穩坐前三位。
花園式新基地環保國際領先
據瞭解，在正式投產以後，造紙基地不會對周邊造成任何不利影響，並將成爲一個花園式、現代化、環保型造紙生產基地，此外，據介紹，南沙將採用清潔能源進行發電供熱，徹底消除大氣煙塵以及二氧化硫的污染。而採用的國際先進的脫墨污泥焚燒技術，也將減少工業固體垃圾排放並回收餘熱，實現循環經濟。
廣州造紙集團辦公室副主任楊軍告訴記者，在南沙新址，廣紙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設備來生產，目前敲定的9號機的單位的耗水、耗能、污水排放將達到新的水平，環保水平已經達到了歐洲水平。
昔日污染大戶曾染紅珠江水
目前，在廣紙的生活區，已經聽不到造紙機發出的噪音，而廣紙的大煙囪，也已經看不到有多少煙冒出來，而多年以前，情況並不是今天這樣。
據廣紙介紹，製漿造紙業是污染最大的行業之一，木材化學制漿往往造成污水排放量大。此外，大型造紙企業多爲國有企業，技術落後，設備陳舊，排污嚴重。同時，歷史負擔沉重以及市場形勢導致環保投入不足，給環保治理帶來很大困難。
而過去的廣紙，由於採用傳統的粗放型經營方式，也存在嚴重的環保問題，曾經是廣州頭號工業廢水污染大戶，廢水中污染物排放總量佔廣州工業排放總量的四分之一，1991年也曾有化漿紅液污染珠江的記錄。
廣紙歷年來不斷加大環保治理的投入力度，使排污有所減少，但隨着環保標準日趨嚴重，廣紙仍然比較被動。記者瞭解到，自"八五"以來，廣紙技術改造投入累計達到20多億元。以前，廣州年產新聞紙10多萬噸，每天就要消耗清水10萬立方米，自新設備引進後，與10年前相比，每噸紙耗清水減少138噸；與5年前相比，每噸紙耗清水減少36噸。以年產30萬噸新聞紙計算，比10年前年節約清水4146萬噸，比5年前年節約清水1080萬噸。目前，廣紙的水循環率已經達到85%以上，清水總用量比10年前降低近50%。
此外，近兩年來，廣紙人面對嚴峻的市場形勢，開始減少資源消耗，從而減少污染排放，增加效益，獲得更多的資金用於環保。開展節能降耗的兩年來，各項能耗指標持續大幅下降：自發電耗標煤從2003年的380克/千瓦時降低了41克，每年節約標煤4萬多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900噸，每萬元產值耗標煤從2003年的2.27噸下降到2005年10月的1.66噸。
過去，廣紙長期以木材作爲製漿主要原材料。從1993年起，率先在國內新聞紙同行中引進低污染低消耗的廢紙脫墨設備，採用廢舊報紙代替木材，逐步壓減木材製漿，提高原材料中廢紙比例。十多年間，廢紙原材料所佔的比例從零發展到今天的80%以上。用廢紙脫墨漿來替代原污染較嚴重的化學制漿和機械磨木漿，不但減少了對環境的污染，而且還保護了森林資源，年減少原木用量67.2萬立方米，保護了1.6萬公頃林地。
幾經浮沉書寫跨世紀滄桑史
3名退休老工人在搬遷前夕細說廣紙的數段往事
70年，廣州造紙廠的命運幾經浮沉，誕生於戰亂之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日漸枯竭，直到步入新社會才重振雄風，在和平年代締造輝煌……
如今，在這個南方老廠搬遷前夕，記者從幾位老工人的口中，大致勾勒出廣紙一段跨世紀的滄桑歷史
他們見證廣紙滄桑
●遊鬥，廣州造紙廠工會退休職員，78歲。
●黎壽昌，《廣紙廠志》主筆、首任職工學校校長，74歲。
●曾偉操，廣紙集團退休辦主席，72歲。
在“紙城”裏，如果你說要找了解廣紙歷史的人，人們會帶你來到廣紙大門外幾米處的一座小公園，裏面有二三十位退休老工人，每天悠哉遊哉地納涼、聊天、下棋、打牌。其中一位年紀看上去最大的老工友叫遊鬥，他已經78歲，退休二十餘年，健康樂觀。在遊老伯的幫助下，記者還相繼找到了數位經歷過紙廠多年風雲的老工人，共同講述紙廠的歷史。
廠內不乏父子兵一個崗位代代傳
遊老伯的一生濃縮了大多數紙廠工人的經歷，他們都幾乎爲造紙廠奉獻了自己的一輩子。遊老伯告訴記者，以前造紙廠，很多都是“兄弟連”、“父子兵”：家裏有人成爲紙廠工人，這一家子其他成員隨後也多數會進紙廠，成爲廠裏的工人。如果父母親退休離開了崗位，子女則會頂替父母親的工作。
1952年，經當時在造紙廠工作的姐夫介紹，遊老伯同其他四個弟兄先後進了廣州造紙廠，隨後30年，老伯一直在廠裏工作，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退休。3個子女也先後進了廠。由於太辛苦，大兒子和二兒子先後辭職離開，遊老伯的女兒扛下了擔子，直至前年病退。
國營大廠門檻高入內工作是光榮
像遊老伯這樣幾乎一家子都爲紙廠工作的人不在少數——“差不多每家都有三四人成爲了紙廠的員工，”遊老伯告訴記者，因爲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能夠成爲一個工人可是非常光榮的事情，何況是在像廣州造紙廠這樣的大廠工作呢——畢竟，直到1961年，廣州造紙廠還是隸屬於中央的國營大廠。
據遊老伯回憶，紙廠幾次擴大，向外招工時基本要求的是黨員、團員；而且招工名額都是定向給予相應的企事業單位，沒有名額的單位職工只能乾着急。
曾有職工六千五另有千餘臨時工
對大多數紙廠老員工來說，紙廠曾經是他們的驕傲。
紙廠退休辦前任主席、老員工曾偉操表示，直到今天，包括很多港澳臺僑胞在內的很多人，還習慣稱紙廠爲“紙城”，不僅因爲它的佔地面積大，內部各種生活設施又齊全，還因爲它的員工數量曾多達6500多名，另還有千餘名臨時工。
據不完全統計，在紙廠居住的職工及其家屬，人數曾達1萬6千多人，加上162萬平方米的佔地面積，紙廠可算是個小城鎮了。
在其帶動下，原本相當偏僻落後的工業大道才漸漸得以繁榮起來。
國民黨無心經營解放前兩度裁員
據遊老伯透露，如今紙廠雖然成爲南方數一數二的大廠，但員工人數卻不是歷年來最多的。據悉，經歷過數次沉浮的廣州造紙廠，員工的數量也幾度縮減、擴大。
據史料記載，1949年前廣州造紙廠原有239名員工，其中技工136名，然而隨着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國民黨政府感到大勢已去，無心建設。紙廠從當年6月開始財源枯竭，不得不兩度裁員。第一次是6月份，人數減到130人，同年9月，紙廠再裁一半員工，人數僅剩65名，其中技工33名。
技工貧乏，紙廠的運作難以維繫。直到解放軍接管了紙廠，留用原廠長劉寶琛等老職工，致力於重振紙廠，廣州造紙廠遂進入正常發展的軌道，職工人數也越來越多。
1949年10月職工人數達到105人，1950年7月爲313人，而在1952年，員工的數量達到了875人。
遊老伯透露，1952年以後紙廠進行更大規模的擴建，並在1954年和1956年兩度前往潮汕一帶大量招工，兩批招了上千人。50年代末期，紙廠員工達到3000多人，但職工人數最高峯是在改革開放前，“有6000多人呢！”遊老伯笑道。
開工曾鑄紀念章限量派發很珍貴
胸章是紙廠於1951年4月18日爲慶祝開工典禮而特別鑄造的，總數不過數百枚。
遊老伯喜滋滋地回憶道，1951年廣州造紙廠開始整頓擴大，曾給每個員工發了一個胸章當作出入證。
老伯說，對那個特別的胸章印象很深，因爲胸章上“中國人民造紙廠”七個大字讓當時剛剛解放的廣州人倍感親切，也讓每一個廣紙員工自豪。“戴着它下巴都揚得老高，”遊老伯笑道。不過，這份珍貴的胸章只讓老職工們驕傲幸福了不到一年時間，1952年紙廠收回了所有胸章，代以卡片式的員工出入證。“不知道這些胸章放到哪裏去了……”看樣子，老人對胸章依然念念不忘。
對於這個特殊胸章，記者幾經尋訪覈實後瞭解到，遊伯對胸章的回憶有誤，實際上這個胸章應該是“開工紀念章”而非出入證。《廣紙廠志》編委會副主任及主筆黎壽昌老伯攤開《廠志》，指着書內一張圖片告訴記者“就是這個章，很少人有，很珍貴！”記者看到，圖片上顯示的是一個帶鋸齒的圓形紀念章，左側環繞着穀穗，右上角是“開工紀念”四個繁體字，右下角“廣東造紙廠”五個繁體字從右至左排列呈環繞狀與穀穗相連接。
黎壽昌透露，這個胸章，很多遲於1951年入廠的老工人都沒有，包括黎壽昌在內，因此當黎老伯回憶起這個胸章，眼裏盡露惋惜。
入廠多數做學徒技術工人收入高
學徒工資第一年僅爲18元／月，第二年每月加兩塊錢，第三年則可以達到24元／月。
如同那個年代大多數工人需從學徒出身，紙廠的工人也大多經歷了學徒時代。學徒最多的時候，曾多達一千多人。遊老伯告訴記者，通常進入紙廠要先當三年的學徒，學徒期滿，轉爲正式工人後，第一年可領取36.5元/月，第二年開始才41.5元/月，隨後則根據職位和工齡漲工資。
由於技術工人在當時非常吃香，尤其是高級技術工人，廣州各大工廠都開高薪挽留人才。據遊老伯透露，該廠技工的最高工資可以達到122元/月，相比較廣州當時20多元的社會平均工資，紙廠工人的工資可謂不低。不過遊老伯表示大多數工人每月也僅有五六十元的工資而已。
雖然工資相對較高，工人的住宿條件卻非常簡樸。據遊老伯回憶，員工進廠後，紙廠會分給員工一個16平方米的宿舍，其後即使一家老少都進入了紙廠工作，住宿面積卻不再變化，只能窩居在小宿舍內。不過改革開放後，廣州造紙廠的住宿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將原本成排的平房改建成了多層宿舍，近幾年還建了不少高層住宿區，工人們住得稍微寬裕了一些。
從9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廣州造紙廠推行住房制度改革，遊老伯一家花了2萬元左右買下了一套宿舍，從此真正擁有了自己的房子。“這還不是最便宜的，有的花5000多塊錢也能買下一間房子。這是廠子給的優惠政策！”遊老伯笑眯眯地說道。
老伯的喜悅不是沒有道理的，紙廠附近兩個成規模的樓盤保利花園和金碧花園，目前二手房的售價都已經達到5500元/平方米和6700元/平方米。相比較之下，紙廠的宿舍簡直便宜得驚人。
下班返回市區車上歌聲飄揚
黎壽昌說，目前年輕人把工作看成是個飯碗而已，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工人把自己的工作當成“幹革命事業”。
1952年，未滿20歲的黎壽昌沒等從廣州越秀師範畢業，就提前投身到了掃盲工作中。黎壽昌和另一名女同學被派到廣州造紙廠爲工人掃盲，兩人籌建了紙廠第一所職工學校，隨後一工作就是44年，直到1996年才退休。他回憶說,1952年學校成立後，工人求學熱情高漲，約900員工中有200多人報名參加學習班，後來人數越來越多。
每天上課六小時豬圈倉庫做課室
由於年輕，黎壽昌常被工人叫做“先生仔”(有學識的人當時尊稱爲先生，由於年紀較小，因此叫先生仔)。不過，這位“先生仔”的地位在工人們心目中相當高。遊伯等人在回憶廣紙歷史時，對黎壽昌的工作予以高度評價。並一致推薦黎壽昌作爲回顧廣紙歷史的訪談人物。
據黎壽昌回憶，條件差沒有教室，工人們就在豬圈和倉庫上課。學生太多老師不夠，不少高級工程師義務加入分擔教學任務，黎壽昌說，雖然工作強度高，卻沒有一個人抱怨過，相反，人們的熱情相互感染。
激情五六十年代工作當革命事業
“1953年之前，廣州的職工絕大多數都是住在市區的(廣紙所在地在當時比較偏僻)，每天要坐巴士往返，大家辛勤工作一整天之後返回市區，因爲車子小很多人都要站着，但是大家卻開心地唱着歌，一路唱……”說到這裏，黎壽昌放下手中的煙，右手微微打着節拍，輕聲哼起了《咱們工人有力量》。
“你們這些年輕人現在難以想象，我們那時候幹活的熱情呀……”廣州造紙廠最有名的一個文化人、《廣紙廠志》編委會的副主任兼主筆黎壽昌說：“很多人多年未升遷一點怨言也沒有，加班加點也都不計較報酬。
進口設備曾被日軍劫回國
8年中被多次轉手一度下落不明，廣紙負責人歷盡艱辛終完璧歸趙
廣州紙廠從上世紀30年代建廠發展到如今，它本身就如同一部內涵豐富的史書，印證着廣州一代紙城曲折的發展歷程：第一次建廠的熱血沸騰、抗戰被毀的重創、機器遭日侵略軍劫後並完璧歸趙的心酸和感動……記者歷時半個月，從廣紙幾代新老職工的口述中勾勒出了廣紙的發展歷程，並從廣州各大圖書館以及檔案館查證，繪出廣紙這幅“中國南方的紙城”。
選址競爭最激烈：廣州南石頭淘汰韶關三水
據廣東檔案館以及相關資料記載，鴉片戰爭以後，國內處於萌芽狀階段的民族工業受到扼殺，而此時蓬勃發展中的歐洲國家將洋紙大量輸入進中國，並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據查證，1932年海關調查報告顯示，當年洋紙輸入的價值總額竟然達到了白銀12300多萬兩，佔了國內全年紙張銷量的80%，幾乎形成了洋紙“壟斷”的局面，而其中又屬新聞紙的輸入最多，約佔總量的五成。
三處選址各有優勢
此時，剛剛主粵的陳濟棠，提出了“建設新廣東”的口號，先提倡種蔗、辦糖廠，製造水泥。在獲利的基礎上，1932年，決定從西村士敏土廠(廣州水泥廠)的盈利中提取1200萬毫洋籌建廣東模範紙廠，也就是今天的廣州造紙廠，把留美造紙專業的碩士陳丕揚從省建設廳調出，負責籌辦造紙廠事宜。
廣州造紙廠得以落建廣州工業大道上，在籌建之初還經歷了一場激烈的淘汰賽。當時的廣東省政府關於廠址的選擇經過反覆斟酌。選址調查小組沿東、西江以及粵北地區勘探，擬定了韶關、三水以及廣州三處。韶關是造紙原材料松木的產區，三水水運方便，也是松木產區，廣州在原材料這一重要因素上，先失一城。
多番研究後落戶廣州
由於難於定奪，只好在調查小組擬定結果的基礎上，另組專家組到三地詳加勘查，結果顯示，專家們認爲韶關位於北江上游，離銷售市場太遠，運費高昂，另外不能充分利用東西兩江的原材料；三水雖居三江的匯集點，運輸銷售渠道方便，也是松木的產區，但是沒有合適的地點可以提供建造廠房。
當時廣州已是華南的第一大城市，比鄰香港澳門，方便於器材設備的補給，外加廣州段的河水，完全符合造紙之用。廣東造紙廠就此落戶廣州。
設備亞洲最先進：當時全世界僅十套廣州得一
風光引進：產自瑞典亞洲最先進
“這套設備很先進，工作70餘年未顯疲態，直到前兩年才退休”
在紙廠內，流傳得最多的、員工們最耳熟能詳的，當數一套製紙設備的傳奇故事。這套設備身上曾上演過榮耀、掠奪、偷運、追訪、間諜戰、賄賂與反賄賂等故事，並牽扯了中日美等多國外交關係。
據《廣紙廠志》的主筆黎壽昌老先生介紹，這套設備產自瑞典卡士達廠，是該廠當時最新產品，具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造紙能力，全世界僅生產10套，分散於少數幾個歐美髮達國家。19世紀30年代初期，廣州紙廠斥巨資購進之後，這套號稱亞洲最先進的製紙設備就開始被日本虎視眈眈。
“這套設備很先進的，直到前兩年才退休呢”紙廠退休職員遊鬥老伯很自豪地表示，這套設備工作了70餘年都未顯疲態，一直到前兩年紙廠更新設備纔將其從生產線撤下，轉賣到其他小造紙廠。記者多方打聽了解到，目前這套設備仍在番禺一家造紙廠中繼續工作，而且其主機仍有一小部分設備保留在廣州造紙廠中。
黎壽昌告訴記者，廣紙這套先進設備的“一生”都跌宕起伏，曾剛裝好機器就面臨被炸燬的危機。
據介紹，1935年，這套製漿、造紙設備和動力設備陸續由瑞典和捷克運抵工地，在國外工程師以及國內100多人的安裝員工的安裝、調試下，跌跌撞撞中開始組裝機器。機器還沒裝完，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戰機開始對廣州頻繁空襲，還好在瑞典洋行的幫助下，在廠房上懸掛瑞典國旗，並在曠地繪畫瑞典標記，才免除日機轟炸，並得以繼續完成安裝工程。
1938年10月，日侵略軍在大亞灣登陸後向廣州推進，廣州風聲鶴唳。廣東省建設廳原本計劃是要舉行開工典禮，不得不轉爲購買黃色炸藥，準備炸燬廠房以及設備以免爲敵所用。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瑞典洋行出面抗議，當時的廠長劉保琛也以身力阻，“爆炸班”最後只炸燬了磨房和兩臺嘉美式磨木機和精漿設備。
被劫日本：幾經轉手下落不明
“雖然大家都知道本廠的機器設備被日本人拆走了，但劫去哪裏卻都不知道。”
雖然逃過了被炸的危險，由於這套設備在當時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引起了日本侵略軍的垂涎。廣州淪陷後，日本海軍軍部佔領了廣州造紙廠，利用廠房鑄造軍需品。1938年底，日本國內最大的製紙企業“王子製紙株式會社”開始接管造紙廠，恢復製紙生產。1939年秋，日本商人南喜一利用日本陸軍軍部的勢力，勾結汪精衛政權，以極低的價錢“購買”了廣州造紙廠全部的設備，踢掉“王子製紙”，將廣紙納入其“大日本再生製紙株式會社”的生產體系。
1940年5月，“大日本再生”將造紙廠全部機器設備以及門窗、電纜、水管拆挖殆盡，劫運到日本北海道南部偏僻小城，在那裏設廠安裝。於是，耗中華民族無數人力、物力、財力和心血籌建起來的廣東省營製紙廠，只剩下空蕩蕩的廠房，成了雜草叢生，狸鼠出沒的廢墟。
轉機出現在日本戰敗之後。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中國派出代表團抵達東京，辦理日本賠償和歸還被劫物資事宜。
“雖然大家都知道本廠的機器設備被日本人拆走了，但劫去哪裏卻都不知道。”黎壽昌回憶道，幸虧1945年秋，日本王子製紙株式會社向中國代表團告密，說出日本再生製紙株式會社將廣紙設備運至日本北海道的勇拂設廠安裝的詳情，被劫設備的下落才大白於世。
然而得知地址，纔剛剛拉起完璧歸趙的序幕。日本壟斷資本家不肯輕易就範，設備所在廠的頭目向盟軍總部稱設備是日本再生製紙株式會社以150萬日元向汪精衛政府購買的，且“運來的機器僅得256件。”廣州造紙廠原廠長劉保琛以及總工陳丕揚被中國政府急電召至日本，帶齊資料前往勇拂工廠實地勘察，盤點結果印證了日方所報不實的推斷，數字與日本報出來大相徑庭：共有2143件！其中被劫的機器達到844件，1299件附屬設備，佔了勇佛整個廠設備的三分之二。因此，在《廣東省營製紙廠被劫機器物資盤存清冊》編出，中日雙方簽字畫押之後，盟軍總部做出了“將日本國策製紙株式會社勇拂工場所劫運的廣東省營製紙廠機器設備悉數歸還中國政府”的判決。
完璧歸趙：日多般阻撓未果
1948年11月中旬，特派運回被劫設備的輪船先後駛達黃埔港，歷經8年劫難，設備終於回到廣州。
在事實面前，日本仍然拒還設備，多般阻撓。專家組勘查期間，日本曾使出各種手段重金收買劉、陳二人，但兩人不爲所動。日本一招受挫，又生一招。他們提出由中日合作，進行“合股經營”。同時串通旅日華僑，企圖以“華僑”名義向中國政府接洽承辦經營，渾水摸魚從中取利。這種手段也被中國駐日代表團揭破而不能得逞。
就在種種計謀都不能得逞的時候，日方又開始“耍無賴”勾結盟軍總部的復興日本造紙業專家來提出三個理由意圖“翻案”，在先前已經報上確實劫用廣東製紙機器後，又否認廣東的機器運到日本，該廠的機器都是自己添置的。在劉保琛義正言辭之下，日本專家終於理屈詞窮，答應歸還設備。
一切證據確鑿，日方多次圖賴不遂，就一面故意拖延移交，繼續開工生產圖利；一面又發動勇拂工廠的主持人向北海道長官申訴處理不公，聯合全廠職工向北海道的美軍當局請願。日美當局深知大局已定，沒有理會勇拂。
至此，日方的阻撓和美方的袒護均告失敗，勇拂工廠不得已於1948年7月6日起停工，7月7日開始拆卸機器。1948年11月中旬，特派運回被劫設備的輪船先後駛達黃埔港，時值400多萬美元(一說900萬美元)的廣紙廠被劫機器設備，歷八年劫難，終於“完璧歸趙”。這套設備被運往日本8年之久，共開機生產48個月，合產各類紙張約兩萬噸。
毛主席祕密視察最讓人激動
在隨後多年裏紙廠職工一直組織慶祝活動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
從日本侵略軍手中奪回造紙機器後，廣紙經歷了一個艱難的復興過程。到1956年，曾因質量不過關被譏爲“手紙”的廣紙終於開始發威，變成出口多個國家的“香餑餑”。輝煌
再現，廣紙人喜極而泣，而最讓他們激動的，還是1956年5月29日，毛澤東視察紙廠的那一刻。事隔多年，很多紙廠老員工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激動不已。
復廠之初最艱辛質量太差被譏諷爲“手紙”
經歷了8年抗戰，機器設備被日本侵略軍劫到日本後的失而復得，廣紙百廢待舉。1949年10月下旬，廣州造紙廠被改名爲“廣東省人民政府造紙廠”，隸屬於廣東省人民政府，11月，省人民政府工業廳成立後，被轉隸屬該廳。從1932年起，五年建廠，再經歷8年抗戰，廣紙元氣大傷，復廠時人力、物力、財力都極爲匱乏。在這樣的情況下，軍代表一方面宣傳政策，安定職工情緒，一方面召回瞭解放前夕被遣散以及自動離職的員工，解放後不久去了香港的原總工程師、親自赴日不受威逼利誘將被劫設備完璧歸趙的陳丕揚也返回復職。
質量成致命傷：一度靠貸款維持生產
上世紀三十年代，劉保琛、陳丕揚等受命籌建廣東省營製紙廠，是創業；五十年代，新老員工把從日本遣返的機器重組起來，投入生產，也是創業，經過戰爭的破損，後者比前者更加艱辛。
經歷了一年多，在全廠職工的艱苦奮鬥下，1950年12月30日23時30分，廣紙第一臺抄紙機(即2號機)在沒有供汽的條件下，抄出了解放後的第一張紙！實現了1950年內成功出紙的奮鬥目標。職工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在這第一張紙上寫上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八個大字。
1951年4月18日，是廣紙職工們最最難忘的日子，經歷了將近五分之一世紀的籌建，歷盡磨難，終於在這一天舉行隆重的開工典禮暨慶功大會。開工典禮後，廣紙進入了繼續完成第二起復廠重裝工程和第三期復廠重裝工程的歷史時期。就在我國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初年，1953年，廣紙被列爲了“一五”計劃限額以上的擴建單位。第二年，該廠易名爲“國營廣州造紙廠”，建成廣州造紙廠，直接隸屬輕工部領導。
廣紙廠志的主編黎壽昌回憶：就在廣紙逐漸走上軌道的時候，由於一直沿用馬尾松爲造紙原料，造成抄造困難，抄出來的紙質量跟不上，1955年，新聞紙質量還不過關，廣紙生產的新聞紙被用戶譏笑爲“手紙”，就在大家都覺得苦盡甘來歡欣鼓舞的時刻，這無疑給熱情高漲的廣紙全廠職工潑了一盆冷水。
質量問題不僅使廣紙的銷售損失慘重，還受到當時媒體以及國家的批評，措辭激烈。黎壽昌記錄到，當時廣紙的新聞紙質量差導致了銷路不佳，積壓的新聞紙達到了1500噸，技術跟不上，銷路也不行，造成了資金週轉不靈，這個時期的廣紙需要從銀行貸款才能維持生產。
走出困境：“手紙”變成“香餑餑”
用戶的意見，上級的批評和工廠面臨的窘境，促使廣紙上下奮發圖強，狠下決心去扭轉產品質量低劣的局面，廣紙的新聞紙質量終於有了突破。對比1955年的93.3%合格率，一等品率僅佔28.8%，經過改進，1956年，新聞紙合格率提高到99.42%，一等品率也翻了好幾番達到了87.9%。
老廣東引以爲傲的一代廣紙終於開始發威了，“手紙”也變成了奧地利等國家的“香餑餑”。用了多年時間奔走全國各地蒐集資料、編撰廠志的黎壽昌摘了1957年6月21日香港《文匯報》的報道，對廣紙的新聞紙盛讚有嘉。
奧地利一紙廠出口部經理彼得魯歇爾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廣州造紙廠是世界近代化的造紙廠之一，這個紙廠具有造紙廠理想的條件，接近森林區、有大量清水、運輸方便。以紙質而言，鑑於粵北所產松樹含松香成分較多，較不宜製造白報紙。但廣紙廠的白報紙以國際標準來說，已達到了很高的標準。”
由於質量上的突飛猛進，1955年10月開始，廣紙走出國門爲中國出口創匯，起初雖然出口量不多，但是已經輸出到多個國家和地區，如匈牙利、越南、緬甸、印度、印尼、泰國、中國的香港和澳門等。
毛澤東視察最難忘行蹤祕密大多員工不知情
兩次“創業”的艱難，讓一代廣紙的老職工們對往昔發生一切仍歷歷在目，在採訪過程中，記者問了不少老少紙廠員工同樣一個問題：在廣州造紙廠70年曆史上，你覺得最值得記錄的是哪一個歷史時期或時刻？幾乎所有的紙廠工人都毫無疑問地將歷史時刻定格在1956年5月29日——這一天，毛澤東突然到廣州造紙廠參觀視察。
只在紙廠停留一個半鍾
廣州造紙廠退休辦第一任主席黃繼林告訴記者，他是1955年進入廣州造紙廠的，當了兩年臨時工後，1957年才轉爲正式工人。令黃繼林驕傲至今的是，就在他進入廣州造紙廠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毛澤東就參觀訪問了紙廠。“我仍然記得1956年的5月29日。那一天，我在化漿車間工作，有人跟我說‘毛主席來視察我們廠了’，我當時心裏非常激動，”不過，黃繼林並沒有見到前來巡視的毛澤東。“有點可惜，沒有見到，因爲當時我正在上班，主席沒有視察到我們車間。”
據老工人們透露，當時毛澤東來訪的消息並沒有公開，處於比較隱祕的狀態。原動力車間黨委書記黎鬆森回憶道，5月29日上午10點多，保衛科科長趙穗民突然接到碼頭值班警衛電話，說毛主席乘坐快艇來到廠碼頭了。
聽到這個消息，趙穗民相當緊張，趕緊佈置保衛科和組織部分頭到各車間做好保衛工作，隨後他衝向辦公樓向廠領導報告。在路上，恰遇在車間檢查工作的封貫之廠長和彭水先總工程師，兩人趕緊一起跑到了碼頭。
封貫之用力把運煤跳板搬向快艇，讓毛主席一行上岸。毛主席向封貫之伸出手，封貫之緊張地把兩手在褲子上猛擦，然後才伸出手來握住毛主席的右手。毛主席在參觀了磨木車間後，分別在一抄車間和二抄車間觀看生產流程，不時還向封貫之和彭水先詢問生產情況，瞭解得非常仔細。然後又到了正在安裝新紙機的三抄車間參觀。
“毛主席在廠裏參觀時間約一個半小時，12點鐘離開。”黎鬆森會議，由於毛澤東的來訪非常突然，而當時該廠正在搬辦公室樓，新辦公樓的電話還沒有裝好，知道情況的人員又不能離開崗位，所以消息未能告知給該廠其他領導，很多廠方領導和工人一樣都是等到下班後突然看到廠門口貼了一張大紅紙，這才知道了到訪消息。“我還記得上面寫着‘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廣州造紙廠’。”黃繼林至今對當時激動人心的一刻仍念念不忘。
每年演出紀念“視察日”
毛澤東視察紙廠的日子，在隨後多年中一直成爲紙廠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黃繼林透露，直到文革前，每當到了5月29日，紙廠都會舉行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或是開宣傳大會讓見過毛主席的工人回憶激動時刻，或是紙廠各車間職工自行排演節目，或是從外面請來表演隊進行專場演出，而且當天食堂還會加菜，讓大家物質精神都獲得雙重滿足。
據黃繼林介紹，早期紙廠工人的精神生活很豐富，文娛活動也很多。每年當慶祝5.29、春節、八一這些節日時，他們都會以車間爲單位，籌劃自己的節目，然後進行比賽。他說：“那個年代的人不計較個人得失，下班後積極參加排練，從來都沒有抱怨過。我還記得我們當時表演的節目《紅色娘子軍》，我們車間每個人都上場了，我到現在還記得歌詞。”說完，70多歲的老人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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