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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憲宗：一個儒商對百戶農民供養大學生難的獨立調查
“供養一個大學生，就等於心頭壓着一座大山。通過自己對百餘戶農家的獨立調查，我想證實的是，在一些偏遠農村，的的確確至今仍有相當一部分家庭爲了供養大學生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和沉重而偉大的父愛母愛。我希望以自己的公益行動引起社會各界對中國農民供養大學生難的進一步關注，降低高校收費標準，暢通‘綠色通道’，使千千萬萬個農家子弟不要因爲‘學費重如山’而徘徊在大學校門之外，也希望從農村土地走出來的大學生不要忘記爲養育自己而累彎了脊樑的父親母親。” ———黨憲宗
鏡頭一：在蘇州上大學的女兒輾轉回到渭北老家的窯洞，睡在土炕上。月亮照進來，母親怎麼也睡不着，望着熟睡的女兒喃喃自語：“都是一個月亮照着，我娃爲什麼比人家的娃遭罪？媽這輩子，砸鍋賣鐵，累死累活，也要供娃唸完大學。”
鏡頭二：父親在山坡上放羊，母親在縣上打燒餅。“狀元”兒子一年的大學學費和生活費是一萬二千多元，賺夠兒子4年的大學費用，母親要賣夠96萬個燒餅。
鏡頭三：去年10月26日一大早，一輛農用車拉着22名農婦到黃河灘摘棉花，不幸翻到溝裏，14名農婦喪生。而這些婦女起早貪黑去摘棉花賣，無一例外都是因爲急於給孩子湊學費。
在西安和合陽兩度採訪黨憲宗的日子裏，類似揪心的鏡頭在半月談記者的心頭閃回拉近，揮之不去。它們不是電影虛構的故事，而是黨憲宗本人耳聞目睹的真切世相。
63歲的黨憲宗魁梧豪放，方臉濃眉，聲若洪鐘。就是這樣一個渭北旱塬的“硬漢形象”，卻完成了一項最能觸摸情感軟肋的民間調查訪談，而且幾乎每一次入戶訪談都是在與衆多供養大學生的農婦們及其丈夫們一起失聲對哭中完成的。
百日百戶調查直指農村大學生供養難
地處陝西渭北旱塬的合陽縣，一個擁有44萬人口的農業縣、貧困縣，同時擁有一個出了名的別稱：“大學生縣”。對於祖祖輩輩在這裏“土裏刨食”的農民來說，改變家族命運的主要指望是孩子能考上大學，風風光光地跳出“農門”。合陽縣每年約有3000名學生升入高校，而80%是農家子弟。
然而，近十年來，金榜題名之喜降臨到許多合陽農民家庭時，因爲難以承受的高額學費而變得喜憂參半。從1990年開始，黨憲宗經營的賓館旅社每年都要接待高考學生和家長住宿，由此引發了他對供養大學生的長期思考。
現任縣人民政府招待所總經理、縣商會副會長的黨憲宗，除了上中專時在西安呆過兩年外，一直生活在合陽。他當過農民，做過中學公辦代理教師，創辦過合陽縣“關睢詩社”。1985年起，靠着“敬業、人和、文化氣息”三大祕訣，黨憲宗先後承包了好幾個賓館飯店，個個火。
2003年高考時，黨憲宗在考場外碰到一個送小兒子進考場的老同學。“他幾欲失明的雙眼，滿臉的褶皺，我幾乎認不出來了。老同學跟我聊起供養3個大學生的艱辛。我掉淚了。”
平素涉獵廣泛勤于思考的黨憲宗感到，農民子弟跳“龍門”苦，最苦的還不是農家學子，而是學子身後含辛茹苦供養他們的父母。“我想爲這些父母吶喊！”一個異乎常人的特別行動計劃在這位儒商的頭腦呼之欲出。2003年7月，黨憲宗硬是放下自己的生意，全不顧老伴的反對，專門騰出3個多月的“整裝時間”，在炎炎暑夏走訪了合陽縣近20個鄉鎮上百個村莊、百餘戶人家。
翻一道道山，越一道道嶺。半路上碰上暴雨、冰雹，就上村裏老鄉家避一避；餓了，就買幾個燒餅、吃碗泡饃充充飢。爲摸到第一手資料，黨憲宗特地自費購置了照相機、錄音機、攝像機。他與每戶進行掏心窩子的訪談，每次都不下兩個小時。高密度的入戶走訪使他幾乎忘記自己是個糖尿病患者。
歷時3個月，花費5萬元，300多小時的談話錄音，近100個小時的錄像。當年縣政協會上，身爲政協常委的黨憲宗提交了一紙提案，疾呼減輕農民供養大學生之累。當他據此寫出的20萬字的調研報告在這個貧困縣裏傳閱時，連縣上的領導也爲之動容、垂淚。
“除了天和地以外，能借貸的都借遍了”
大學學費與農民收入的巨大反差，是黨憲宗調查的重點。合陽縣坊鎮東雷村236戶人家，出了70多個大學生。村民範香葉是黨憲宗採訪過的農戶，1991年以來，她家3個孩子考上大學，最小的兒子目前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讀研究生。今年6月28日上午，黨憲宗帶着半月談記者一起回訪時，範香葉與丈夫馬連軍剛剛賣掉了當天採摘的19.7斤花椒，換來了37塊錢。
範香葉抹着眼淚告訴記者，大女兒那時學費低，農業收入也可以，負擔並不重。到了供老二、老三上大學時家裏就扛不住了。老三2001年考上大學，第一次就要1.5萬元，只好從農村基金會貸了6000元高息貸款，每年利息就要2600元。除了養雞、羊、牛，範香葉經常深夜跑到山溝裏抓蠍子賣錢，常被蠍子蜇不說，有一次她還滾到崖下，摔折了腿。“3個娃娃上大學，家裏總共負擔了11萬元，這幾年拼死拼活，還欠人家2.5萬元。”
黨憲宗給半月談記者算了筆賬：一個大學生一年學費加生活費約1.2萬元，4年近5萬元；而最近5年，合陽縣農民人均純收入最低爲1287元，最高1580元。也就是說，一個3口之家的農戶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勞奮鬥10年，也未必能支撐一個孩子讀4年大學，何況有的農民家庭還要供養兩三個。半月談記者在合陽縣農戶採訪，就聽到一聲炸雷般的呼告：“學費重如山，除了天和地以外，能借貸的都借遍了！”
念成了大學累垮了父母，舐犢之恩回報卻總是姍姍來遲
“可憐天下父母心”，調查中最讓黨憲宗肅然起敬的是這些農戶黃土地般堅忍的生命毅力和博大的父愛母愛。“在兒孫不濟事的情況下，一個80多歲的老婆婆居然承擔起供養重孫上大學的重任。還有一位鰥夫，爲供養3個女兒上大學，十幾年未再續娶，爲挖藥材賣錢，在深山老林差點兒叫狼叼走了。”
一起回訪坊鎮東雷村農戶劉賽芳時，記者和黨憲宗一樣淚水幾次奪眶。劉賽芳家有兩個孩子，大兒子今年西安理工大學畢業，正在聯繫一家印刷廠，老二還在西安上大專。爲掙學費，劉賽芳的丈夫馬振發跑到西安一家單位燒鍋爐、打掃衛生，一個月掙500塊錢。他累得胃出血，可沒有錢也沒有時間治療，今年初病情加重，不到50歲便撒手人寰。
黨憲宗調查的百餘戶，有11人因孩子的鉅額學費而累死、自殺或病逝。
和家莊鎮長窪村村民王全勝家的悲劇讓黨憲宗心情久久難以平靜。王全勝因摔傷生活不能自理，大兒子智力又有障礙，幾個孩子都在上學，全家靠老伴一人支撐。老伴又要種地、幹家務，還要去拉煤掙錢，積勞成疾，在二兒子考上大學第二年突然病故。村裏的鄉土作家王治民爲這位老太太寫了副輓聯，上聯：學費掙夠了；下聯：母親累死了；橫批：死也值得。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據黨憲宗調查，工作後的大學生，多的每年給家庭回報1000元，少的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沒有一分錢的回報。 “真正能回報父母大約要到20年後，而那時父母已經老了，吃不動、喝不動、享受不了了，有的則可能早已不在人間。”黨憲宗難掩莫名惆悵。
而這些“天之驕子”的父母們幾乎都用同樣的語言回答黨憲宗：兒女有兒女的難處，雖然工作了，可還要結婚，生孩子，買房子，城市裏用錢地方多。
採訪中記者心靈備受震撼：這些在生活底層終身勞碌、累死累活、像牛馬一樣拼命的父親母親們，究竟爲了些什麼？在祈求着什麼？是什麼在支撐着、推動着、逼迫着、鞭打着他們？這些父親母親們的天空在哪裏？陽光在哪裏？看似乾涸的心底，看似枯寂的靈魂，其中蘊藏着怎樣撼人心魄的豐滿和執著，怎樣驚天動地的情感和力量！他們以自己貧弱的物質，用自己彎曲的脊樑，默默背起了一座大山，一座承載着一生的使命、全部的意義的大山。他們爲孩子的未來、爲自己的尊嚴，去背。他們也是爲政府的責任、爲社會的進步，去背。他們是普通的，也是偉大的。在貧窮中頑強堅守、不息抗爭的父親母親們，是需要兒女一生感恩的，是需要社會深深銘記的，是需要我們時時奉獻的。
盼望農家子弟上大學的“綠色通道”暢通
稍感欣慰的是，近幾年來，大學生和大學生家庭的貧困問題已經得到國家、社會的廣泛關注，政府部門出臺了獎學金、助學貸款等一系列政策。黨憲宗說，希望加快普及這些助學政策，同時治理教育亂收費。
今年7月25日，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稱，國家助學貸款已資助240.5萬人讀大學，去年39萬貧困家庭大學新生通過“綠色通道”未交學費直接入學。今年6月，教育部再次發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必須對所有新入學的貧困家庭學生開闢“綠色通道”，並確保“綠色通道”的暢通。
臨別時，黨憲宗向記者約略透露了他瞄準的下一個調查計劃：農家子弟大學生就業現狀調查。“人活一世，總得做成一兩件事，而且是公益善事。”他說。
黨憲宗是第一個給縣上希望小學捐款的人，他還多次向縣商會會員呼籲捐助公益事業———這是記者後來側面打聽到的信息，採訪黨憲宗的幾天內，他本人沒有提，也許是忘記了，也許是覺得，面對廣大需要救助的蒼生，個人一點微薄奉獻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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