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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
“老師，其實我一直用着北京時間的手錶。”16歲的四川女孩簡(Jane)，不經意間說出自己的祕密。
怎麼可能，差5個小時呢！陶理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已經在新西蘭留學兩年的中學生，居然一直守護着“北京時間”。
“那不是很不方便嗎？”她問。
34歲的陶理，圓臉、直髮、語速極快，當時正在拍攝一部反映新西蘭小留學生生活的紀錄片。她曾是溫州電視臺一檔紀錄片節目的製片人，2000年起到新西蘭留學。
“可是我覺得國內的時間更重要一些，”簡回答得輕描淡寫，“給國內的朋友打電話什麼的，不用換算了……”
陶理的好奇心被喚起了：這一定是個有故事的孩子。
起先，陶理對簡併不感興趣。在留學生的休息室，簡總是安靜地坐在角落裏，悄無聲息地看着手機短信，或者不聲不響吃一碗泡麪。她很少參加學校的活動，也很少和當地同學來往。她只把自己設定在一個小圈子裏，上課、下課，和幾個同樣怯生生的中國小留學生做朋友。
這樣一個怯生生的、平凡的女孩子，能拍到什麼呢？陶理當初心裏直犯嘀咕，也許只要5分鐘就拍完了。
“我其實常常一個人去溜冰。”簡說。
於是陶理跟她一起來到海邊。簡套上一雙黑色溜冰鞋。當她歡快地滑出各式各樣的花樣時，鏡頭中的簡，是調皮的、活躍的、奔放的，甚至有點小男生的模樣。
在其後面的拍攝中，簡的故事所爆發出的力量，完全修改了陶理對這個女孩的第一印象。
簡的母親是四川資陽一個頗爲著名的民營企業家。成功之後，她有了很自然的選擇，渴望簡能實現自己少年時沒能實現的夢想：留洋！母親希望簡學成歸國幫助自己管理企業。
大任在肩的簡心裏明白，即使再痛苦，咬牙也要走完自己的留學之路。海邊獨自溜冰，唐人街品嚐川菜，和家鄉朋友們在線聯繫，這些在旁人看來毫不精彩的留學生活，支撐着簡的寂寞青春。
幾乎每天，按時做完作業後，她便和老朋友在網上見面聊天，甚至繼續在線“參與”他們的生活。
陶理的攝像機記錄下這樣的鏡頭：
“今天晚上給你打電話嗎？明天？好，明天3點。”手持電話的簡坐在寫字檯上，臉上掛滿了幸福的笑容，“你要想想唱什麼歌給我聽哦。”
“好爽啊！”簡一邊掛掉電話，一邊忍不住嘖嘖嘴，感嘆道。她陶醉在剛纔的快樂中，笑着坐在桌邊發起了呆。
簡告訴陶理，她覺得，人出生在哪裏就是哪裏的，改變、融入到另一種文化中去幾乎毫無可能。她固執地堅守着眼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因爲，“自己終歸是要回國的，如果在這裏有了很好的朋友，那麼，離開時會有太多傷痛。因此，乾脆放棄”。
簡的留學之路，變成了一條純粹的“學習”之路。爲此，她在平常隱藏起自己的真實形象：一個活躍的、充滿領袖意識的“孩子頭”形象。
簡說，想看清真實的她，只有讓她回到自己的家鄉。因此，陶理決定跟隨簡回家過年。
回國之前，簡用學校短假去了趟南島。她打算把南島美麗的風景拍下來寄給遠方的母親作禮物。然而到了海灘，簡卻情不自禁撿起一根樹枝，在沙灘上一筆一劃寫下了一行大字：MISSCHINA(思念中國)。
陶理被深深震撼了。
春節前，陶理如約來到簡的故鄉四川資陽。這是一箇中等規模的城市，爲了迎接春節，城裏掛滿了紅燈籠。
簡開着一輛白色豐田來接陶理。換下校服，簡像換了個人似的。在她的車裏，坐着幾位好友。陶理一眼認出其中幾位，是新西蘭在線的幾個熟悉的“陌生人”。
簡充滿驕傲地介紹自己的朋友。此時，她笑容滿面、悠閒自得。她拒絕說英語，甚至不說普通話。她開車帶陶理四處看，一路上強調：川菜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川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國外生活對簡毫無吸引力。她邊開車邊告訴陶理：“在別人眼裏，我的家鄉可能只是個很土、很平庸的地方，但是對我，它就是最好的。你能理解嗎？對我而言，生活在這裏纔有生氣、有發展、有價值。如果我留在海外，就是等死。”
簡和朋友們去了一個簡陋的小歌廳唱歌。在新西蘭從不唱歌的簡搶先點了一首歌：屠洪剛的《精忠報國》。
在幽暗的歌廳裏，簡的歌聲透過黑暗，如金石擲地有聲。唱到“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的時候，她挺直身體，目光專注，那聲音蕩氣迴腸。此刻，一種奇異的、剛烈奔放的情緒，如火焰一樣燃燒着她年輕的面容。
愛家鄉對簡似乎是一種本能。陶理說，作爲簡的老師，手持攝像機站在黑暗中一直拍攝她的激情時刻，對比她在新西蘭的低調、甚至怯懦，“受到一種非常大的衝擊”。
陶理說她永遠不能忘記，在新一代的小留學生中，有一隻特殊的手錶，永恆凝固在北京時間。
寂寞青春
在陶理看來，簡的故事，代表着小留學生中“拒絕融入”的一類。但大多數小留學生卻與簡不同，他們會主動嘗試融入當地的校園、文化，儘管融入的過程伴隨着挫折和痛苦。
一個下雨的黃昏，陶理路過惠靈頓火車站。小站上空空蕩蕩，只有一箇中國小留學生，抱着雙肩，獨自守着一個大箱子，坐在那裏瑟瑟發抖。正是那一刻，她萌生了拍一部小留學生紀錄片的念頭。
那是2004年，陶理從新西蘭的維多利亞大學電影專業畢業不久，在惠靈頓一所主流公立中學擔任留學生督導，工作是定期和小留學生溝通，聽他們傾訴，幫助他們儘快適應異鄉生活。
“我覺得他們是格外需要關心的一個羣體，獨自一人在異鄉生活，並且在兩種文化的夾縫裏生存。這是需要勇氣和技巧的。”陶理說。
據新西蘭大使館公開的材料，那一年，教育出口已經成爲該國第四大出口產業。在新西蘭高達17億新元的教育出口收入中，中國人貢獻了其中的8億新元。2003年，新西蘭海外留學生總數爲8.2萬人，其中中國學生有3萬多，佔36%。而在這些中國留學生中，18歲以下的小留學生佔了一半以上。
陶理注意到，與以往的留學生不同，這些小留學生，大多被國內激烈的應試教育甩出了“第一方陣”，有的甚至被甩得很遠，但他們的家庭經濟狀況普遍不錯。多數小留學生不用爲學費、生活費發愁。
而在此之前，隨着新西蘭幾所語言學校的倒閉，以及驚爆於小留學生間的幾起兇殺案和綁架案，國內媒體充斥着對小留學生的消極、負面評價。在一些人眼中，小留學生似乎與嬌縱、奢侈，甚至墮落畫上了等號。
陶理並不否認部分小留學生“垃圾行爲”的存在，但在她看來，這只是這個羣體中很小的一個片段。“做一個拾垃圾的記錄者，大肆渲染一番，扔在兩邊的主流社會面前，這不是我的目的”。
或許因爲自己也是留學生，也曾有過在陌生文化苦旅中艱難摸索的經歷，回過頭看小留學生這個羣體，陶理充滿了關切和同情。她說，拍紀錄片其實是一種關懷，“自發的拍攝就是自發的關懷”。
她把這當做一種責任，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讓更多的人，瞭解小留學生的真實生活：他們是怎樣的一個羣體？有着怎樣的歡笑與眼淚？他們主要面對着什麼樣的問題？又有怎樣的收穫？
“要知道，青春期出國留學，被挑戰的不僅是小留學生的青春，更是中國的教育價值觀。”陶理說。
於是，便有了一個黑髮女子，肩扛攝像機，不知疲倦地遊走在新西蘭一所主流公立中學的身影。儘管開始她並不知道能拍到什麼，而一旦扛起攝像機，她發現故事竟像水一樣自己流了出來。
陶理髮現，大部分小留學生的成長，都經歷過相似的4個階段：1.思鄉／封閉；2.嘗試融入另一種文化；3.在兩種文化之間困惑、搖擺、蠶蛻；4.回家／帶着一種新的文化身份重新面對自己的母文化。
思鄉是每個小留學生頭一年必須要過的坎兒。陶理的鏡頭記錄下來自深圳的17歲男孩凱(Ken)的故事。
父親節前一天，凱買了一瓶酒和一張卡片，準備送給寄宿家庭的父親德里克。父親節那天一大早，凱發短信告訴陶理一個好消息：惠靈頓一家中餐館要他去做服務生。他高興極了，一早就去見工，當天就開始工作。
下午4點30分，凱終於結束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長着青春痘的臉上掛滿了成就感。回到家時，寄宿家庭的媽媽切西早已在廚房忙開了。“手指好累啊！”凱一邊活動着手指，一邊樂滋滋地與切西分享自己的喜悅，“我的工作是給客人倒茶、洗碗、端盤子。”
凱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感受與寄宿家庭的每一個人分享，包括5歲的孩子小喬。他帶着陶醉的表情蹲在小喬面前，像是在自言自語：“我今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1小時可以賺6塊錢，幹了4個小時。雖然很累，但我很爲自己驕傲。知道嗎？小喬，等你長大了，也會擁有屬於你的第一份工作。”
小女孩面無表情地看着凱，她看上去根本不知道凱在說什麼。
與大家一起吃過晚飯，把禮物送給德里克後，凱回到自己的小屋，撥通了爸爸的手機。可爸爸正在出差途中。信號不好，於是說了幾句便匆匆掛斷。
放下電話後，四周忽然變得靜悄悄的。凱把電話卡在手中揉來揉去。就在那一刻，思鄉之情油然而生。恍惚中，他又把電話撥給了媽媽。不巧，媽媽剛好也不在。
凱放下電話，卻抑制不住思親之情。待再拿着電話，眼淚“譁”地涌了出來。
凱站起來，決定擺脫傷感的情緒，於是回到客廳裏。切西關切地問：“和爸爸媽媽聯繫上了嗎？”
凱勉強笑笑。這時候，屋內燈火溫柔，切西一家三代人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凱又一次悄悄回到自己的小屋。
這時候，他的臉上充滿了迷惘和失落的表情。他靜靜坐在小牀邊，雙手握攏，不知如何是好。幾分鐘後，他再次站起來，像是掉到水裏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一樣重新走出小屋，試圖回到那個溫暖、明亮、充滿“家”的溫暖的客廳。
可是，當他走出屋子，走在黑黑的走廊裏的時候，客廳裏傳來歡笑的聲音，切西一家用英文談笑的聲音使他卻步了。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小屋，打開電腦，將內存的父母照片一一調了出來，一個人悄悄看着。電腦裏面，爸爸媽媽微笑着站在中國南方一棵鮮花盛開的桃樹下，似乎正在等待兒子回家。
這時，凱突然“啪”地關掉了屋子裏惟一的一盞燈，趴在桌上嗚嗚地哭了起來。他或許完全忘記了陶理的存在，但也許，正因爲有陶理在黑暗中的陪伴，纔給了他一個肆意宣泄的機會和理由。
哭過之後，凱站了起來，打開了燈。他恢復了常態。
“他讓我想到一個詞‘Isolation(隔絕)’。在別人的文化裏，融入常常是片面的。”陶理感慨。
在陶理以後的鏡頭裏，凱已擺脫了思鄉的情緒，性格上經歷了一個清晰的轉變過程：越來越開朗、活潑。一年後再看到陶理拍的這個片段，凱笑得前仰後合。陶理說着，自己也大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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