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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對執行王明軍事路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細緻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爲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佔領遵義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長征途中於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後，在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並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爲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會議中被選爲黨中央祕書長)、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爲“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着，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爲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託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裏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爲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後，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爲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它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複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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