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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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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陳伯鈞上將先是在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團任參謀長；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調任紅四方面軍第九軍、第四軍參謀長；紅四方面軍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後，他再調至剛剛組建的紅二方面軍，任紅六軍團軍團長。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陳伯鈞在長征路上走了整整兩年。
陳伯鈞的長征日記幸運地保留了下來，通過這部寶貴的日記，我們可以大致瞭解他在長征途中讀書的情形。
陳伯鈞是帶着一批捨不得輕裝的書踏上長征路的。
除軍情急迫以外，只要形勢稍緩，他就不放過機會收集書籍。到兄弟部隊參加會餐，他“會餐畢去軍部找書籍”，雖只找到一本書，也被他記在日記上。駐軍阿壩的一個多月，他“去各處蒐集書籍”，果然在一位辦過紅軍學校的同志那裏找到幾本書。另外，瞭解他愛讀書的同志，也不時地送給他一些書刊報紙。
陳伯鈞的讀書時間，是見縫插針、廢寢忘食擠出來的。行軍、作戰間隙，他忙完軍務後會強忍睏倦就着馬燈讀上幾段書。部隊短暫休整時，他結合下一步的行軍、作戰任務讀書。負傷之後，動手術、養傷期間，他纔可以一次幾十頁甚至多半本地讀個痛快。
陳伯鈞在長征路上讀的書刊，見於他日記記載的如下——軍事方面的有：《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劉伯承編譯)、《騎兵的奔襲》(劉伯承編譯)、《騎兵的抄襲》(劉伯承編譯)、《戰術講義錄》(德譯本)、《武裝暴動》、《淞滬抗戰畫史》等；政治方面的有：《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著)、《紅軍中黨的工作》、《新形勢新任務》、《幹部必讀》、《前進報》等；歷史方面的有：《石達開日記》、《西北問題講座》，歷史類雜誌等；文學方面的有：《石頭記》(即《紅樓夢》)、《初戀》(高爾基著)、《小說月報》(茅盾主編)等；此外還有哲學書《唯物史觀》。
陳伯鈞在長征途中讀書，很講究方法。其一，重點書精讀、反覆讀，非重點書瀏覽而過。如《戰術講義錄》，他長征前在中央蘇區就讀過，長征路上再次研讀；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他認爲重要，不到9萬字篇幅的書，讀了一個月。而古典小說《石頭記》，他僅用一天就翻閱了半部。其二，緊密結合工作需要讀書。部隊進入西康省(後與四川省合併)藏族聚居區後，他讀了介紹西康藏區歷史沿革、風土人情的雜誌；部隊在草地上與國民黨軍騎兵作戰時，他研讀了《騎兵的奔襲》與《騎兵的抄襲》；紅二、紅四方面軍欲北上陝甘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前，他讀了《西北問題講座》。其三，一面讀書一面寫學習提綱和讀書筆記。這些方法，對我們今天讀書仍有借鑑意義。
毛澤東曾在1936年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將陳伯鈞譽爲“紅軍幹才”；建國後，陳伯鈞被公認爲“軍中教育家”；他於20世紀50年代撰寫了《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一書，此書可以說是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最早的專著之一。陳伯鈞能夠在軍事指揮領域、軍事教育和軍事學術領域都取得突出成就，是與他不間斷地擠時間讀書學習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