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戶口嬰兒之死
殺嬰之因
只在這個世上活了43天，北京的一個男嬰就被父親摔死了。
這43天裏，劉瑞良四處奔波爲孩子上北京戶口。無望後，在今年元旦之夜殺了他剛滿月的小生命。此前，不管是劉瑞良自己，還是他的妻子，都沒有意識到他已患有嚴重的抑鬱症。本月中旬，這位病人將在北京市昌平區法院受審。
有論者認爲，劉瑞良的悲劇就是中國城市戶口制度的不合理性演化到極端的例子，是活生生的“戶口殺人”。
而反對者認爲，劉瑞良殺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抑鬱症而非戶籍制度。
劉瑞良自己則是這樣向警方交代殺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戶口，以後就是黑戶，會受到歧視。與其這樣，還不如讓孩子早點解脫。”
劉瑞良的妻子時秀文說：“如果我不是老催他去爲孩子辦戶口，哪怕他腦子有病，也不可能殺孩子的。平常只要孩子一哭，他比我還急。”她像祥林嫂一樣對別人重複：“孩子剛死時我恨死他，後來我恨自己爲什麼要催他(辦戶口)。”
長期以來，戶口制度一直遭人詬病。在“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截然分立之外，城市戶口自身的演化也日益複雜。
“單位”在城市戶口管理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一些還沒有正式家庭的城裏人戶口，就要落在單位管的“集體戶口”上。劉瑞良雖已成婚，但因妻子的戶口遠在河北涿州，他的戶口就一直保留着婚前的北京集體戶口。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劉爾鐸說，1977年後，集體戶口逐漸演變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一個在京城大學讀書的農村孩子，儘管在讀期間有這個大學的集體戶口，但如果他不能獲得留京戶口指標，戶口仍會被打回農村原籍。“所以集體戶口是一個不完整的戶口，一個過渡戶口，各個城市通過給集體戶口在城市落戶附加條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劉爾鐸說。
劉瑞良夫妻倆希望把孩子的戶口落在北京，以方便孩子以後的上學與就業，但北京的落戶政策規定，父親爲本市戶口、母親爲外省市戶口的嬰兒2003年8月7日以後出生 ，落戶北京必須有“住房證明”，就是必須擁有北京的房產。“劉瑞良每月工資只有800塊錢，我沒有工作。即使買北京南口鎮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時秀文說。
嬰兒之生
貧困在這個家庭組建之初，就已如影隨形。
婚前，劉瑞良因家庭糾紛，已與在北京農村的貧窮父親和年老繼母不再往來。2000年的婚禮是由劉瑞良的兄、姐以及時秀文的父母出錢置辦的。婚後4年多他們一直不敢生育，因爲那時沒攢夠錢。
他們的新房就在劉瑞良的單位——北京昌平南口機務段附近，一間10餘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130元。這是北京郊區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他們在這裏一住5年，直到孩子死去的那個晚上。
在鄰居吳秀清的眼中，時秀文是個很會節省的家庭主婦，夫妻倆每月包括房租的花銷不會超過600元，時秀文每天下午都去擺小攤賺錢，買菜時總挑最便宜的。
時秀文一直耿耿於懷的是每月130元的房租：“我們要花這麼多錢，劉瑞良的不少同事租單位的房子，每月只要20多塊。他不會說話，不懂搞關係，窩囊得一塌糊塗。”劉瑞良的老實、窩囊在整個南口機務段都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位同事回憶：“他從來不擡着頭走路，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從來沒有一個朋友。”
劉瑞良的身體和他的性格一樣孱弱。2004年，劉瑞良在單位的宣傳鼓動下去獻血，獻完血後大病一場。“你說，身體好的人去獻血很正常，他都老實到不會掂量自己。”時秀文說起來就眼淚汪汪。這場大病醫了3000多元，但老實的劉瑞良沒有得到單位的一分錢報銷。
時秀文靠擺攤攢下的錢爲丈夫付了醫藥費。她每天下午3時到南口鎮街頭擺地攤，傍晚劉瑞良接她回家。“看到這對小夫妻過得精打細算、勤儉恩愛，街坊都覺得他們不錯。”鄰居夏淑敏大媽回憶。
2005年11月18日，分娩前的3天。時秀文一早起來看到丈夫劉瑞良又急劇地咳嗽，急得不得了，“我勸他去買藥，他怕花錢不肯去，我都急哭了。”時秀文回憶。吵完架後，這個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又出去擺攤。在初冬的寒風中，路人對她投以驚奇、憐憫的目光。但老天並沒眷顧她——孕婦被雨淋，回家後又吐又拉，動了胎氣。3天后，時秀文早產了。
早產的嬰兒心跳過速，大腦缺氧，醫生花了一星期才救過來。“只要孩子一哭，我急，劉瑞良比我更急。”時秀文說。
出院後的近一個月中，前來照顧的時父每天都要抱着孩子去北京兒童醫院給孩子吸氧。劉瑞良只要工間休息，也陪同岳父前往。他們寧可在公交車上站一兩個多小時，也捨不得打一次的士。“每天花60元，一個月花了1800元。劉瑞良心疼錢？他自己有病不敢去看，一到孩子身上就不怕花錢了。”時秀文自問自答。
一個月後，孩子終於好了。從分娩到治病，家裏兩萬餘元的積蓄花銷殆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