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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發現雞、鴨患了禽流感，可以採取的正確措施之一就是在疫區內捕殺飛禽。這兩年，歐洲、亞洲的許多國家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因爲，人類的生命畢竟要比這些飛禽走獸更寶貴。但是，被捕殺的如果不是雞鴨而是狗，事情就沒有那麼簡單了。最近山東省濟寧市政府決定通過捕殺狗來遏制狂犬病傳染這件事，在西方媒體和一些動物保護組織的眼中，就成了一個影響中國形象的國際問題。
事情本身並不複雜：今年以來，狂犬病在濟寧市造成16例病人死亡，當地政府決定捕殺出現病例的村莊5公里以內的狗，以遏制狂犬病的傳染。當地政府這樣做，是有着一定的科學依據的：資料顯示，狂犬病的病死率高達95.88%，高居甲、乙類傳染病的首位。它曾襲擊過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奪走過數千萬人的生命。
但是，《洛杉磯時報》、“美國之音”、《金融時報》、《衛報》等西方媒體在報道這件事的時候，卻不像先前報道防治禽流感時那樣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而是把前不久發生在雲南的殺狗控制狂犬病疫情的事聯繫起來，營造出了一箇中國出現“殺狗事件”的氛圍。它們的報道中雖然沒有激烈指責中國的言辭，但無不通過採訪當事者表達對當地政府“殺狗”的不滿。一些動物保護組織如“美國保護動物協會”，還專門發表文章，並呼籲中國對狗應該更加“人道”一些。8月4日《洛杉磯時報》的一篇相關報道還引用一位“動物福利國際基金會”北京辦公室的發言人的話說：“政府必須拿出處理這種現象的一種理性和人道的方式……這類極端的行動只能玷污中國的國際形象。”
其實，不用這位發言人說出來，“殺狗”這件事經過西方媒體的報道就已經在破壞中國的形象了。因爲在“殺狗”這件事上，他們不必太費心就能喚起本來就把狗當作人類最好夥伴的西方民衆的惻隱之心。西方媒體目前擁有國際話語權，多數西方的民衆瞭解中國，除了看他們自己的報紙電視，沒有其他更好的途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西方的國家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些“深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塑造的。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就只剩下被動接受的份了，我們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媒體和相關政府與民間機構進行反駁。理由很充分：你們西方記者對中國的情況不太瞭解，中國很大，不僅狗多，而且人口稠密。一旦狂犬病真的大範圍流行，後果不堪設想。到底是人命重要，還是狗命重要？其實，西方肯定不清楚中國有多少條狗，每天又以多少條的速度在增加，管理這些狗，給它們打疫苗、清理糞便，又得花去中國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而且這些花銷是否是現在的中國百姓或者政府能夠承受的。以北京爲例，註冊登記的狗已經達到50餘萬，如果加上未註冊的和寵物貓等，北京寵物總量已經超過了100萬隻。北京寵物犬的數量近3年增加了3倍，如果以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就會達到幾百萬。現在平均北京每月被狗咬傷的人就達到了4000多人，投毒殺狗的事常有耳聞，養狗已經成爲影響社區和諧的重大問題，從北京就很容易想象到整個中國是個什麼情況！想讓中國人像西方那樣對狗呵護備至，那樣完善狂犬病的預防工作是很難的，實在是因爲中國的條件不具備。
筆者覺得，只要我們做了應有的解釋，就不必對所有來自西方的負面報道都斤斤計較。實際上，斤斤計較也沒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因爲這裏的根本問題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而文化差異經常是最難彌合的，也不是僅憑解釋就能溝通的，要不然“文化衝突論”怎麼會經久不衰呢？狗文化的傳統在西方是根深蒂固、很難改變的。在西方文化裏，狗的命就是要比雞的命、鴨的命好。西方的思維邏輯首先認定殺狗是錯的、不人道的，然後纔會看殺狗與防治狂犬病的關係。在這種邏輯預設之下，不管是多麼的有必要，只要中國殺了狗，哪怕有再多的解釋，西方還會有人不理解，還會繼續指責我們不人道。
在筆者看來，最明智的應對方式就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而衡量的標準就是要看我們做的事是否符合大多數中國百姓的利益。在現階段來說，殺狗確實是預防狂犬病傳染的不得已之舉，那就得堅持下去。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此不再會採取更好的預防措施。在各方面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逐步把工作的重點轉向預防。至於外界的非議，假如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和理由認爲自己做的事是對的，也就沒有必要太在意。如果維護國家形象要靠犧牲原則和老百姓的利益來換取的話，那樣的“國家形象”還不如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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