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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遇到的是意識形態上的障礙，最根本的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
鄧小平認爲，改革開放“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於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他採取的方針叫“不爭論”。鄧小平說:“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爲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不爭論”，又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日夫科夫在回憶領導保加利亞改革的過程時就說過，當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體制改革問題時，“高級幹部中除很少人外，絕大多數人都不太能接受這個新的浪潮。”“對於許多人來說，同舊的事物、同被棄置的體制的表現決裂是一場深刻的內心抉擇。……有人贊成，有人懷疑，也有人反對”，也有對原來一套準則的“留戀”。因此，“許多正確的決定都遭到了失敗”。這說明，在當時，在黨的核心領導層，沒有一位具有膽識和智慧，具有高度馬克思主義修養和權威的重量級人物，改革是難以邁步的。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得以順利推進，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有鄧小平這樣一位重量級領導人。憑藉着他的膽識、智慧和在黨內外的極高威望，能壓得住臺，可以拍板。堅持不爭論，等待實踐來回答，使改革的每一步重大措施，逐步取得黨內多數同志的一致認識和支持。
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共黨內就改革的重大步驟達到高度一致，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
農村最早出現的包產到戶，當時反對的人不在少數。1979年6月18日，萬里在出席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對陳雲說，安徽一些農村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怎麼辦？陳雲說:“我雙手贊成。”萬里又請示了鄧小平，鄧回答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幹下去就完了，就實事求是幹下去。”後來，鄧小平把這概括爲:允許試，允許看，不強迫。本着這個方針，中央1980年9月召集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決定由各省根據本地具體情況自己拿主意。叫“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回顧這段歷史時說:“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聯產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裏不說，心裏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
有些問題，在中央核心層意見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如特區問題。開辦特區，大家都是同意的。但陳雲對辦特區一直持謹慎態度，尤其是在江浙地區。20世紀80年代初，陳雲曾認爲:“廣東、福建兩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在部分地區試辦經濟特區(廣東不是全省特區，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區)，現在只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多。”他特別指出:“像江蘇這樣的省不能搞特區。”“江浙一帶歷史上是投機活動有名的地區，壞分子的活動都熟門熟路。”又說:“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家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麼搞。”相對來說，鄧小平對開辦特區更爲積極。1984年初，鄧小平視察了廣東、福建的三個經濟特區。2月24日，他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說:“今天找你們來談談辦好經濟特區和增加對外開放城市的問題，請大家討論一下。”“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根據鄧小平的建議，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談會紀要》，決定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批轉了《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紀要》，確定把這三個地區開闢爲“沿海經濟開放區”。
不只如此，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也是在鄧小平的一再催促下才作出決定的。
1990年2月13日，鄧小平同朱鎔基談到建議開發浦東時說:“你們搞晚了。但現在搞也快，上海條件比廣東好，你們的起點可以高一點。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動改革開放這件事。膽子要大一點，怕什麼。”2月17日，鄧小平談浦東開發問題，對李鵬說:“你是總理，浦東開發這件事，你要管。”3月3日，同江澤民等談話時又說:“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比如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4月18日，李鵬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宣佈:同意上海開發開放浦東，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後來，鄧小平多次談到上海開發晚了的問題。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在上海聽取朱鎔基彙報時說:“浦東開發至少晚了五年。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後來又說:“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
再如，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黨內一開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陳雲表示了贊同，他當時說:“這次全會審議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對計劃體制改革的基本點所作的四點概括，完全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現在，我國的經濟規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複雜得多。50年代適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現在已不再適用。”但是，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陳雲又再次重申:“從全國工作來看，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這話現在沒有過時。”
到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做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談話以後，陳雲經過多年的觀察，對鄧小平的談話表示了支持。他在當年7月的文章中說:“現在，我們國家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至此，中國改革的總的方向，在黨的最高核心層達到了完全一致。這就爲中共十四大的召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由此基本形成。
“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就是用實踐來回答。2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在黨內高層和全黨多數逐步達成一致，表明了這個“不爭論”的方針是成功的。而黨內高層和全黨多數同志在改革大方向上達成一致，就使中國的改革不斷向前推進有了重要保證。(作者：林蘊暉/國防大學；吳足觀摘自《北京黨史》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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