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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岸三地的華人世界，理着平頭、善言會寫的樑文道，曾以多種身分出現在公衆視野：
香港商業電臺一臺的前臺長，鳳凰衛視的節目主持，香港幾家電臺的欄目主持，香港牛棚書院院長，香港、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多家華文報紙、雜誌的專欄作家、出版社合夥人、社會活動的“搞手”、政府文化決策的“顧問”……其中，最被社會推崇、也是樑最在意的身分，乃“公共知識分子”。
翻開他的新書《弱水三千》，在扉頁上讀到一段話：樑文道衆多角色中，始終有一條“脊骨”貫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語言接近知識與羣衆，做個街坊學者。
每日兩專欄 夢想死而無憾
記者問：樑文道，你如此忙忙碌碌，到底在做些啥？你的目標是什麼？傳說中的“牛棚書院”是虛指，還是確有所在？追求些什麼？
原來，“牛棚”非虛指，它位於九龍土瓜灣，已有百年曆史。港英時代，曾經作爲“屠房”，之後是北來牛隻檢疫站，如今被政府闢爲“牛棚藝術村”，置身在繁華香港的“貧民區”。
一個風雨交加的午後，記者依約前往“牛棚”。遠遠就見幢幢高樓之間，兀然立着一組紅磚綠窗黑瓦平房。
走進“牛棚”，一片靜寂，它由一組類似廠房的建築組成，似獨立又有關聯，其中有前衛畫廊、有試驗劇院，還有“牛棚書院”。
樑文道的書房，在十五號“屠房”最深處：閱讀的空間以一掛掛書架隔出，書桌極其簡單，一塊白板而已；窗很高，似氣窗，光線俯射而下，聽雨冥想皆佳；窗下一溜長臺，安置了些音響，竟是搭在過往的“牛槽”之上。樑指看槽頭尚未除去的“牽牛繩”，粗啦啦挺“原味”，果然是與衆不同的“鎮宅之寶”。
就在這間書房，三十五歲的樑每天在傳統方格稿紙上，用秀氣筆跡至少手寫兩篇專欄文章，用他漸漸高起的知名度，傳播一些“推動社會有所改變”的觀念：“時間很緊，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的夢想，就是在死前能自忖，該做的已盡力，可以無憾！”
“牛棚”打通象牙塔與民間
“書院”起名“牛棚”，讓人聯想到內地文革期間知識界慘痛經歷。不過，樑是想知道，拿着政府高薪的知識界人士，是否有可能再次走到民間講講他的學問，也從不是同一階層的民衆處，學得些未曾學過的知識？
樑給記者講曾感動他的故事：
二000年，“牛棚書院”與柏林市政府合作辦“現代藝術節”。
一日，三號風球下的香港且風且雨，映着四圍商廈的霓虹，二百多名下了班、夾着公事包的“同道”，走進搭在中環添馬艦的大竹棚，聆聽一場關於馬克思生平和理論的講座。
天上細雨，穿過竹棚，有人撐起傘，但課程繼續，聽者講者，都極投入。“我和牛棚書院總監胡恩威，相視而言：‘開課吧’”，說道此處，樑顯得有些激動。
於是，從二00一年至二00三年，一套秉承了傳統“書院”不羈作風的課程在“牛棚”展開：既有哲人系列講座，也有教授、作家、影評人講怎樣閱讀“感動了一生的”文章，還有世界十大導演作品賞析，國內着名京劇、崑劇名角也被請來香港。最令樑得意的是，請了從不可能登上講臺的街頭小販，講述一個小販眼中與衆不同的“香港地圖”：哪裏客流最好，哪裏躲“掃街”最快，以及怎樣的小販車最經濟實用……
“我做的一切，就是爲了改變一些固有的觀念”，樑從書架上抽出一冊牛棚辦的免費雜誌《E+E》,雜誌的名稱孕含了許多以E開頭的美好的英文詞彙。
“E+E的‘使命感’是希望香港人能夠不那麼犬儒和SMART ASS(懶醒)，認真一點，深入一點看事物，好好的發展知識，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單單利用知識去賺錢。”這，是這本普羅文化刊物的發刊詞。
“在地”香港“拼圖”兩岸
一個出身於七十年代的年輕人，怎麼會有如此擔當的胸懷？原來這個曾經立志當神父的、學哲學的青年，有着臺、港兩地的教育背景，而且八十年代起持續關注着內地。他，是一個善於“拼圖”的人。
香港出生的樑文道，四個月大隨家人去了臺灣，十五歲再回到香港接受中學、大學教育，最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研究院。
“在臺灣，曾爲國民黨高官的外公，每個週末帶我去臺北故宮博物館，看書畫、看青銅、看古玩；也從來不限制我的閱讀興趣。於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化，我就潛移默化吸收了。”樑回顧說。
不停用荷蘭DRUM牌菸草捲菸的樑，接着說：“影響我很深的，還有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們。我被鼓勵閱讀哲學書籍，並可以和神父們熱烈討論。於是，對世界的不停追問，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十五歲初到香港，樑即如飢似渴接觸來自內地的歷史與文化書籍，發現原來自己僅僅讀了“半部史”：“我的文學裏，沒有當年留在大陸的那些作家，像是魯迅、周作人、巴金、茅盾、老舍、錢鍾書、沈從文；而我讀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則在大陸缺失了。現代史也是如此，感覺很困擾、很顛覆。”
不過，很快就找到了辦法──“拼圖”：他將兩岸文、史、哲“拼接”，拼出了一個“完整的中國”。身處香港的樑，同時“閱讀了”八十年代兩岸的思想解放與啓蒙；並通過大量閱讀跟進西方思潮最前沿。“真的很幸福，很感激香港，她打開了我”，在三個多小時的訪問中，樑一再提起這份感激，
最終，在經歷了一系列前衛戲劇藝術、裝置藝術、社會活動之後，樑文道走進了書齋，選擇去香港中大哲學系通讀哲學原着；再次走出書齋，他已不再是“憤青”，而是有意識地選擇成爲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口中的“有機的知識分子”-─捲入社會，同時不放棄書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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