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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直熱衷於樹立廉潔且基本上杜絕腐敗的城市形象，社保資金案使上海陷入丑聞之中
成立於2002年9月的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務辦公室(以下簡稱金融辦)，最近接到的任務是將上海建設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各項事宜提上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為將來的『世界金融中心』提供一個透明高效的制度環境。此時爆發的上海社保局長祝均一被『雙規』案以及其後上海電氣集團三位董事相繼被『雙規』的連鎖反應，就顯得很不合時宜。
上海以黃浦江為界，分浦東浦西，與一般『東西』的順序不同，上海人的傳統觀念裡還是『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叫做『寧西勿東』。而在浦東陸家嘴金融區，一入夜東方明珠熠熠生輝，浦東江邊甜品店、飲茶店相鄰而立，相對於古老的浦西外灘，不僅環境優雅而且場地更為寬敞。即便如此，浦西依然充滿吸引力。
金融辦正是在浦西。無獨有偶，相繼出事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局、上海電氣也在浦西。幾乎所有的政府決策部門，以及帶有行政壟斷性質的企業都在浦西。與行政部門和行政壟斷性企業相對，浦東是『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佔大頭。這種格局背後是上海發展的歷史縮影。這是無奈，也是必然。
王成明
這無奈的必然，也是上海電氣董事長王成明的寫照。
8月中旬傳來消息，王成明被『雙規』。現年58歲的王成明四年前進入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上海電氣(香港交易所代碼：HK2727)董事長，並擔任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以及大陸A股上市公司上海機電(上交所代碼：600835)董事長、華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可謂『三董合一』。
在王出事前，上海電氣執行董事韓國璋已接受調查。而上海電氣這兩位高管輪番落馬背後卻是因為上海電氣的另外一個高管——副董事長張榮坤受到祝均一案牽涉，被監視居住。張榮坤同時還是上海民營企業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據《財經》雜志8月21日的報道，上海電氣高管卷入，與福禧投資2004年入股上海電氣一事有關。福禧投資成為上海電氣第二大股東，是精心安排的結果。2004年3月1日，上海電氣集團有限公司發起成立，其中，寶鋼集團持股4.99%，福禧持股比例約在5.55%。當年8月17日，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將其擁有的4.99%股份轉讓給福禧；一個星期後的8月23日，寶鋼又將手中的4.99%股份悉數轉給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財經》稱該交易『多此一舉』，令人生疑。而此後上海電氣重新注冊為股份有限公司，王成明、韓國璋作為上海電氣改制上市的主要領導者，也是安排張榮坤成為公司第二大股東的關鍵執行人物，因而受到張案的牽連。
另外，王成明掌控的華安基金日前剛剛獲得QDII資格，上海電氣和福禧投資旗下沸點公司各持有華安基金公司2 0%股份。早在2004年底，華安基金管理公司的四家券商股東同期全數退出，由四家上海本地企業接手相應股權。當時，華安基金公司有五家股東，分別為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申銀萬國、東方證券、天同證券和方正證券。其中上海國投和方正證券持股30%和10%，另三家券商各持股20%。而後天同證券將所持華安20%的出資轉讓給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申銀萬國將所持華安20%的出資轉讓給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國投將所持華安公司20%的出資轉讓給上海沸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方正證券將其10%的出資轉讓給上海國投，東方證券將其20%的出資轉讓給上海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上述股權轉讓獲證監會批准。正是這一輪轉換，上海電氣和沸點投資進駐華安。而其中上海國投將20%股權轉給沸點投資，又從方正證券處拿回10%的怪異轉讓，也是疑竇叢生。作為華安基金的掌門人，王成明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纔能讓張榮坤福禧旗下的沸點投資進入華安。如今，由於上海電氣和沸點投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盡管華安聲稱將盡快消除市場影響，推出QDII產品，但其誠信度恐怕需要接受市場更加嚴格的考驗了。
韓國璋
作為王成明的左右手，韓國璋早在8月初就出事了。8月9日上午，上海市舉行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會上通報了副局級乾部——上海電氣集團副總裁韓國璋涉嫌違規，已被中紀委『雙規』的消息。
與張榮坤、祝均一關系密切的韓國璋，盡管與張榮坤一事難脫乾系，但不少輿論認為韓國璋落馬是由於利用『陽光保障計劃』騙取巨額財政補貼，並收受賄賂所致。『陽光保障計劃』是上海電氣為集團內部協保、托管人員提供的一項團體保險，用於幫困保險和扶貧救助。但正像多數缺乏監督的扶貧項目一樣，真正用在扶貧幫困上的資金不如進個人口袋裡的多。
2004年3月至4月間，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先後組建了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電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韓國璋為資產管理公司的常務副總裁。而上海電氣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下稱『電氣人力』)是管理退養人員的一個工作平臺，根據韓國璋在國務院國資委會議上的介紹，集團每年給電氣人力撥款1000萬元。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稱：從2004年算起，陽光保障計劃共實施了三年，電氣人力應該共獲撥款3000萬元。但是，這3000萬元的保費顯然沒有用完——第一年參保4198人，第二年參保14918人，第三年參保8000餘人，按一份保單58元計算，三年下來只需付出150多萬元。盡管從第二輪開始，離崗下崗職工看急診和住院就醫進入自付階段時，上海電氣集團報銷一半的費用。但這部分資金總額不會多達3000萬，富餘出來的『陽光保障計劃』的資金去向成謎。不過，這多是坊間猜測，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韓落馬更多可能還是由於受到張榮坤的牽連。
張榮坤
那麼張出事的導火索又指向何處呢？張的福禧投資在2002年斥巨資拿下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收益權，橫空出世。而分析表明，張動用的這筆資金主要來源於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經手的巨額委托貸款，委托方正是祝均一當家時的上海勞動與社會保障局。
據調查，福禧收購路橋這一項目轉讓由上海市發改委牽頭，經高級別辦公會協調，直接繞過上海主要分管的市級領導。張調動關系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這可能也是王成明和韓國璋與張聯合的原因，雙方各取所需。而張在短短幾年內就上昇到2005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16位，即便在中國這個善於出現經濟奇跡的地方，也屬罕見。而且張善於經營社會形象，這從他擔任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名譽副會長及副監事長、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上海公共關系協會名譽會長等社會職務中可見一斑。而且其大手筆捐助上海慈善基金會也為他博得了不錯的名聲。
實際上，張的背景並不清楚，但與祝均一關系密切則是毫無疑問的。上海勞動與社會保障局下屬的上海市企業年金發展中心(簡稱『年金中心』)將委托給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約32億資金發放貸款給張榮坤的福禧投資，而福禧投資在收購上海路橋公司股權時只支付了13.62億元現金，其餘18億相信被張用於其他項目，以撬動更多資金。即便是通過福禧投資用於收購上海路橋的行為，已經是違規使用社保基金了。這筆投資也是促成祝均一落馬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這也凸顯出社保基金收益率低下的現實，纔導致祝均一鋌而走險。實際上，社保金的投資渠道有限，這32億存銀行或者購買國債，4年收益不過7、8億，但出借給福禧投資，理論上四年來社保金可以收益十幾億。這對於監管並不嚴格的企業年金而言，是巨大的誘惑。
看准了這一點，假使不是張榮坤，也會有其他人。按照張榮坤的思路，加大社保資金流動性，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投資，為社保資金提供穩定的回報——是多贏局面。而緊要的問題是，如果此次張沒有被中紀委調查，這位公路大王將旗下在建的『嘉金高速公路』建成之後，運作在香港上市，歸還社保金綽綽有餘之外，搖身一變將洗白自己的出身。而且社保金似乎也確實能增值了。這一切的關鍵問題在於，張忘記了誰是社保金真正的主人。
資料圖片：祝均一
祝均一
祝均一似乎也搞不清楚誰是社保金的主人，以為到了勞動與社會保障局的錢就是局長說了算的。對於下屬年金中心的委托貸款行為，祝均一的表現無疑證實了這一點。上海市社保局下屬的企業年金中心一共向福禧投資拆借36.5億元(通過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但4年間福禧只歸還了2億元，尚欠年金中心34.5億元。英國《金融時報》評論祝案稱：其違規行為包括允許資金用於購買滬杭高速的經營權是導致其落馬的重要原因。雖然這可能是導致祝均一案的直接原因，但實際上禍根早已埋下。
其中的癥結在於祝均一主掌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對社保金的處置有很大的話語權。這是目前的體制所造成的，而不是上海所獨有的現象。在社保金問題上，卡托(CATO)研究所的杜展思提出要將養老金的產權落實到個人手裡去，這一觀點正是出於對『誰是主人』的擔心而提出的。因為按照目前的情況，年輕人繳納的養老金被用於支付養老金缺口，下一代養上一代的情況日益嚴重，而這種漏洞不及時加以彌補，後果將不堪設想。
企業年金也是同一問題，如果想多收益就可以將收益部分靈活處置。問題在於企業年金是由企業繳納，為企業職工養老負責，但現在企業和職工對於年金處置的決定不要說參與決策，連起碼的知情權也是沒有的。而年金中心和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卻將處置、經營以及收益權集與一身。這一畸形的制度下，發生資金挪用以及違規操作的情況，是『順理成章』的。
早在上世紀90年代，社保金就開始進入房地產市場，那麼，上海這幾年蓬勃發展的房市導致的收益應該相當可觀，但事實卻是社保金收益全無，還面臨虧損的尷尬境地。理由是對社保金投資的限制是不允許投資房地產的。更可怕的是，社保金的產權不明，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無法構成產權投資，只能以參與建設的方式來進行房產投資。當時的社保金只能通過委托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貸出(參看當時的《上海社保金管理條例》，後有修改)，但建設公司以銀行不能參與投資房產為由，將建設用地許可證等置於自己名下，而完全擱置了社保金的權益。一旦建設公司破產，社保金只能吃啞巴虧。
這種模式在中央調控上海樓市的情形下，依然在運作。直到1999年浦發銀行上市前，這一部分纔完全收歸社保局。但先後以上海東展有限公司及上海安聯投資發展公司投資的明天廣場、永銀大廈、東銀大廈、東海廣場和來福士廣場已相繼立項。這5個房地產項目均由浦發銀行貸出款項，但實際上是社保金。而東海廣場項目簽約的時候，條文沒有寫清楚，社保金實際上是被擱置了權利。後來東海廣場導致虧損，最後還是財政救急，在政府乾預下勉強收回成本，但損失卻又攤到了財政上。而其餘幾項房產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獲得可觀的收益。根據政府部門的估計，除非明天廣場能賣出超過50億元的價格，否則安聯公司對社保基金的負債就不可能做平。
社保金虧口已現，這是祝均一留下的『政績』。除了銀行不能投資房產的限制外，銀行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嚴格審批制度，也是各種投資者轉向祝均一領導的社保金的理由。盡管在1997年，國務院發布《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26號文』)，明確規定社保基金支付當期外應全部購買國家債券和存入專戶，嚴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經營性事業；之後在1999年，由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聯合發布《社會保險基金財務制度》，就上述社保基金投資原則進一步制定實施細則。但對作為補充的企業年金投資沒有做詳細規定，這也留出了『空間』。而行政權和經營權不分，加上沒有嚴格的監管制度，祝均一在企業年金處理上的權力根本不受限制，這是造成目前局面的根本原因。
下一個祝均一
這一連串的腐敗的根源是權力過於集中。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19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此言不虛。上海長期以來一直熱衷於樹立一個廉潔且基本上杜絕腐敗的城市形象，這起丑聞顯然令人十分難堪。而且對於建設世界金融中心而言，『社保門』事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陰霾不散。事實上，如果社保金的產權不落到實處，在監管上又缺乏有力舉措的話，那麼恐怕難以避免重演祝案。
正是由於社保金產權不清，所以有關部委頻頻出辦法，2004年頒布了《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對於年金中心的資金的投資范圍，明確企業年金對外投資限於銀行存款、國債和其他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產品。直接對外拆借不在許可范圍之列，當然也不能投資房產。但除了銀行存款、國債外，其他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產品又是由政府來定，顯然是無法跟上市場腳步的。對於企業年金的限制，就相當於『既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能多跑』。但這種好事哪裡有呢？
回顧上海灘曾經的繁華，是因為多種金融機構靈活運轉的結果。而保障這種充滿生機的制度的，恰恰是一套明晰的可切實執行的產權制度。這是金融市場得益繁榮的根本保障，而不是依靠政府出辦法來辦一個世界金融中心。對比上海灘與華爾街的差距，在金融環境上，祝案及其引發的一連串事件表明，上海灘要建設世界金融中心還任重道遠。這不僅體現在產權制度的缺失，也體現在政府監管上的不透明，並且政企分開還需要進一步推進。金融中心市場化的步子邁得還遠遠不夠。
據《解放日報》8月16日消息稱，上海市委、市政府15日專門召開『上海市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大會』。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通報了上海社保基金案有關情況和社保局長祝均一涉嫌嚴重違反國家財經紀律、收受賄賂問題，以及上海電氣集團董事長王成明、上海電氣董事韓國璋涉嫌嚴重違反黨紀、正在接受調查等情況，並且提到一些不良風氣，包括『治軍不嚴、失之於軟；有禁不止、明知故犯』等，盡管這表明了上海加強治理的決心，但是更有效的運作和監管來自於市場和法律。
不明白這一點，要迎來上海灘新的陽光，恐怕還有很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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