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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已被應用於200多項工程，每年可爲國家節約建設資金幾十億元的科研成果，在它問世39年後的今天，卻仍然未能得到官方的權威認定和推廣。39年來，這項成果的發明人焦五一四處奔波、費盡周折，雖然至今無人能指出他的成果存在什麼具體錯誤，但事實是，他力爭得到的一場鑑定會，因一些人爲因素無疾而終，他的成果，至今還放在家裏那已顯陳舊的書櫃裏。
成果鑑定會程序縮水
回憶起2000年11月舉行的那場鑑定會，焦五一至今欲哭無淚。爲爭取這次專家鑑定的機會，他跑斷了腳、磨破了嘴，整整花費幾十年，可整個鑑定過程中，他始終沒有機會爲自己的成果作出一句闡釋。
那是一次針對“絃線模量”理論的科研成果鑑定會。與以往鑑定會不同的是，會場氣氛從一開始就顯得有些緊張。
剛剛坐定，鑑定委員會負責人的開場白就讓與會代表多少有些意外：“我看這理論就像在看天書”，“我們就這個水平，話先說在前面：鑑定結果不會太高”……
其後，不斷有消息從會場傳出：應用單位代表發言由原定1小時壓縮到9分鐘。再後來，現場考察環節撤銷。更讓人驚詫的是，鑑定委員會竟撤銷了專家和成果發明人焦五一面對面的質詢和答疑環節。
“整個鑑定會，被鑑定方能夠參與的3個環節——聽取成果彙報、專家質詢與答疑、考察有關工程應用情況，不是被‘縮水’，就是被取消。”有參會代表憤然中途離席。
另一些代表則議論紛紛：按原計劃，應用單位代表會簡要介紹50多項工程的應用情況，每人3分鐘，加上最後的綜合應用報告20分鐘，共需約1個小時。可現在，只允許3人發言，總共9分鐘，應用報告哪還有時間進行？
與此同時，原定當天接受現場考察的西安市自來水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等幾家單位也沒有等來鑑定組的專家。對此，他們不無遺憾：原定要對16棟採用了“絃線模量”理論的建築進行現場考察，這些工程可都是按原有方法不敢做的。此前，已有兩位鑑定組專家先期考察並充分肯定了工程價值，但主持鑑定的專家卻臨時將現場考察撤銷！
2001年2月，焦五一向科技部遞交了全部鑑定資料，陳述了鑑定會涉嫌違規的情況。
“絃線模量”力克世界難題
早在上世紀60年代，焦五一就創立了計算建築物地基下沉量的新方法——“絃線模量”理論。
1968年3月，西安機瓦廠建成不到3年、55米高的煙囪向西南方向傾斜了93.4釐米，隨時都有倒塌的可能。陝西省建設部門8次召開緊急現場會，邀請專家學者商討對策，但都苦於無法準確計算煙囪的沉降量而無計可施。
這時，中國建築西北設計院年輕技術員焦五一站了出來，提出“用一種新參數‘絃線模量’來計算煙囪的沉降量，再根據沉降量的大小，在傾斜的反方向加壓載荷，便可矯正傾斜的煙囪”。
現場一片譁然，老專家們紛紛搖頭：迄今爲止，世界上還沒有人能準確計算出黃土沉降及溼陷量，況且反方向加壓載荷在建築業並無先例。這時，身在現場的陝西省建委主任任鈞果斷拍板：“既然沒有更好的方案，就用焦五一的方案。成功了，推廣經驗，失敗了，我承擔全部責任。”
利用“絃線模量”理論，焦五一很快計算出煙囪的沉降量，並由此推算出需要150噸的重量可使煙囪恢復垂直。1969年6月11日，當鐵塊加至151噸時，傾斜的煙囪被完全矯直了。“煙囪能聽人指揮了！”這是焦五一和他的“絃線模量”首次“亮相”。
我國是世界上黃土分佈最廣的國家之一，多年來，黃土的沉降及溼陷變形給建築業帶來很大困擾。我國上世紀60年代制定的《溼陷性黃土地區建築規範》(以下簡稱《規範》)，一直沿用原蘇聯的建築規範體系，不僅計算方法繁雜，且實際誤差很大。爲避免工程事故，設計部門一般都不得不採用加大保險係數的辦法，將地基做大做深，造成很大浪費。
1967年，在西安儀表廠裝配車間的加層設計研究中，焦五一經過大量演算、分析發現，把通常用於鋼材的“彈性模量”以分段取值的辦法用於土，即可準確計算出黃土的沉降和溼陷量，依據實際情況大幅度減小基礎尺寸，既可提高地基的安全性，又可節約大量資金，且計算方法簡便，只需用土的孔隙比、含水量和液限3項指標即可——這就是“絃線模量”理論。
此後，“絃線模量”理論在工程應用領域得到不斷驗證，引起國內外新聞界的廣泛關注。多年來，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媒體對“絃線模量”成功應用的實例報道達百餘次，並稱之爲“我國建築工程設計上的一大突破”；國家科委編撰的《中國技術成果大全》也將其認定爲“國際領先”科研成果。
我國當代土力學和基礎工程的許多專家、學者也給予這一理論高度評價。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江見鯨說：焦五一提出的新方法，理論正確，方法嚴謹，數據充分，成果可靠，這在國內是開創性的工作，在國際上也不多見。
爭取鑑定歷經數年坎坷
然而，就是這樣一項在實踐中取得廣泛驗證，得到不少專家首肯的科研成果，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卻始終得不到權威部門的認定，原因是學界對此存有“分歧”。
作爲一項建築領域的研究成果，只有進入《規範》，才能得到大面積推廣，爲國家造福。爲此，早在“絃線模量”問世之初，焦五一就抱着一大堆新理論的研究資料，找到主持編撰《規範》的一位負責人，建議用“絃線模量”法取代蘇聯的舊方法，但卻被拒之門外。
1978年，陝西省建委組織專家在西安就“絃線模量”召開研討會。會議由溼陷性黃土地區建築規範組主持，但原定三天的會一天半就散了，原因是到會的個別專家認爲：“這一方法與傳統理論不合”。
後來，焦五一針對專家的說法，多次向有關部門提交申辯意見，卻再也得不到迴音。
“如果說當初不被有關人士重視，是因爲‘絃線模量’理論本身還不夠完善、沒有爲更多實踐所驗證，那數十年後，不少專家、學者都已認可它是‘利國利民’的理論，爲什麼還是不能被應用、推廣？”焦五一感到十分困惑。
1983年，焦五一又寫信給國家建工局負責人，這位負責人作出專門指示，要求給予鑑定。焦五一連夜趕寫發明申報書，夜半，他捧着剛剛寫完的“黃土地基勘察設計新方法”發明申報書，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總該有個‘說法’了吧？”他想。次日一早，焦五一鄭重地把它交給所在單位——西北建築工程學院。
可是，整整兩年半，焦急盼望中的焦五一始終未能見到迴音。他硬着頭皮找到當時學校科研處的領導詢問，沒想到材料卻被這位領導視爲“沒有任何意思”，放在抽屜裏睡了兩年半。跨出科研處大門時，焦五一的眼淚泉涌般地流了出來。
事後，有媒體調查發現：由於同行業的權威不認可，焦五一所在學校對這一成果也不重視。針對發明申報，院方也曾發出幾封信給與此理論相左的專家，其中幾位以沒有時間看材料而推託，學院以此表示無法申報。
原陝西省科協副主席徐任對焦五一的成果非常關注，曾多次協調甚至責令有關部門爲他組織鑑定會，也因爲專家意見不一致未果。
1992年，在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上，一直關注此事的全國政協委員範明、龐巨豐和洪濤遞交了一份提案，請國家建設部對“絃線模量”理論進行科學認證。
這一提案被批轉後，國家建設部作爲(92)建辦案字第1號文件下達給了有關單位，並明確向西北建築工程學院發出指示：儘快組織鑑定。焦五一也按照院方“自費鑑定”的要求，動用全家積蓄籌集了10萬元鑑定費用。
但時間又過了兩年，建設部的文件如泥牛入海。據有關方面透露，這是因爲鑑定需要花費單位的精力和財力，焦五一已退休多年，他的成果很難列入學校計劃。
多年來，焦五一在有關專家面前屢吃閉門羹，甚至找上門拜送材料，也會被罵出門外。而他寄給《規範》編撰組負責人的信，也一連6次被退了回來，其上註明“本人拒收”。不僅如此，規範組還要求他所在單位：“討論規範時，不要派焦五一來，來了也不準再談‘絃線模量’。”
200多次實踐的成功檢驗
僅僅是爭取一次鑑定的機會，都如此艱難。是“絃線模量”真的經不起檢驗嗎？
從1967年“絃線模量”首次應用於西安石油儀表廠一座大樓以來，歷經30餘年，依據“絃線模量”理論設計、改建的工程已有200多項，工程質量鑑定全部良好，節約資金3000多萬元。在一冊半寸餘厚的《絃線模量應用工程實錄》中，從1985年7月30日到2006年7月20日，一批工程單位21年間出具的96份“工程應用情況說明”，及124枚各級單位的印章證明了這一理論的實踐可行性。
在數十年間，“絃線模量”理論得到了不斷的驗證和完善。
三門峽庫區住宅工程令許多設計部門感到棘手。這一工程所處的地質情況很差。有的設計部門認爲，根本不能在這裏建樓房；有的則認爲建也可以，但必須把整個地基用水泥灌漿，還要做個最大號的“筏板”基礎。初步估算一下，僅這兩項就要花費幾十萬元。
焦五一根據“絃線模量”測量計算後，設計出了無需灌漿、基礎改小的新方案。地基完成後，經測定承載量大大超過預定目標，原本蓋五層的樓房加到了七層，節約投資20萬元。
陝西蒲城電廠是國家重點建設工程，根據數年勘察試驗結果，場地被定爲自重溼陷性，即在沒有建築物的情況下場地浸水也會使地面下陷。用傳統方法計算，下陷量爲651毫米，而焦五一採用“絃線模量”方法，算出該地段平均下陷量爲67.67毫米。經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現場實驗的下陷量，最大爲65毫米，與焦的計算吻合。
“絃線模量”還先後解決了西安石油儀表廠牆體出現裂縫的三層廠房的加層問題；陝西省化肥廠大面積下沉問題；韓城鋼鐵廠廠房傾斜的問題……
2000年，新華社委託相關機構對“絃線模量”進行測評，認爲這一理論若得以推廣，每年可爲我國節約建設資金超過20億元。近日，原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現爲長安大學)土木工程學院的多位專家根據工程應用實例推算後認爲，如果在黃土地區推廣“絃線模量”，每年可爲國家建設工程節約50億元，如推廣到軟土等其他土質，其價值不可估量。
鑑定爲何不能通過
200多項實踐檢驗爲何抵不過一次鑑定會？有人認爲，這既有觀念原因，也有體制原因。
採訪中，一些知情人告訴記者，本次鑑定會的特點是，大部分鑑定專家是和焦五一30年來同場競技的運動員。“讓運動員做裁判員，嚴格按照大綱規定進行鑑定，恐怕很難。”
記者聯繫到《規範》編撰組的一位負責人。他告訴記者，要進入規範的理論，必須是經過實踐中的勘察、設計、施工等環節檢驗，由規範組專家集體認定的成熟理論。對於“絃線模量”，他從未接觸到，不太瞭解。而據證實，這位專家正是2000年11月的“絃線模量”成果鑑定會的鑑定委員會成員。
此前，這位專家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沒有研究過這一方法，但他肯定，“焦五一的東西絕對進不了《規範》。按他的辦法，什麼措施都不要了，那麼簡單，我們這麼多的大學教授，勘察設計人員都是傻瓜、白吃飯的嗎？”
“《規範》沿用的是蘇聯體系，而《規範》編寫組的主要成員都是留蘇或學習蘇聯體系的，承認‘絃線模量’就等於否定了他們。”原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一位教授說。
也有一些學者認爲，“絃線模量”雖然易學好用，但“理論推導不成熟”，“難以令人信服”。對此，原西安建築科大土木工程學院副院長趙樹德等專家認爲，土木建築不能也不可能是單純意義上的理論問題，世界各國的土力學規範都是半理論半實踐的，《規範》中的大量係數也是實驗或經驗所得。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在理論指導不能盡善盡美的前提下，哪種學說接近實際哪種學說爲優。只要絃線模量能解決實際問題，就應給予充分肯定。
據記者瞭解，在今年召開的省人大會議上，陝西省人大代表趙靜波請省政府和相關單位對焦五一的“絃線模量”法進行測算的議案，得到省科技廳、省建設廳的回覆，兩部門正着手準備對“絃線模量”進行一次技術測算。
對於這次測算，包括我國黃土研究先軀林在貫、原國際溼陷性土委員會主席錢鴻縉等在內的20多位知名學者均表示支持，以利於“絃線模量”理論在實踐中發揮更大的潛力。
焦五一表示：希望測算能更苛刻一些、更公開一些、更透明一些。
焦五一：“絃線模量”是我的，更是國家的
一套略顯侷促的三居室，書本、資料從桌面堆到地板，四面牆壁被工程單位送來的錦旗覆蓋。兩鬢斑白的黃土研究專家焦五一，在這間蝸居里繼續着他的執着夢想——“絃線模量”理論。
記者(以下簡稱記)：在“絃線模量”理論的研究過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焦五一(以下簡稱焦)：研究本身的困難算不得什麼，最大的困難來自人爲因素的困擾。“絃線模量”問世的30多年裏，不幸遭遇了學術界的不正風氣：個別權威把持學界，搞小圈子，不肯接受新的學說；有的權威思想保守，片面崇拜高深、複雜的學問，給新成果的推廣人爲設置了障礙。
因爲這些因素，我這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研究“絃線模量”法；二是30多年來爲這一成果的實踐、鑑定和推廣，不停地遊說、奔波。而這第二件事，花費的精力佔了一多半。
記：爲“絃線模量”理論奔波消耗大半生，您覺得是否值得？
焦：將“絃線模量”理論寫入《規範》，是我最大的心願。如果能夠實現，“絃線模量”就等於拿到了推廣的“通行證”，這樣我國每年就可以節約幾十億元，這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我今年74歲了，如果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天，就沒有遺憾了。
記：“絃線模量”長期得不到權威認定，您如何找到了在實踐中驗證它的路子？
焦：當初的想法，就是先幹起來，能用新方法多設計一個工程，就可以爲國家多節約一筆錢。一有時間，我就騎自行車到處轉，哪有工程奔哪，找到工程負責人說服人家用我的方法。
這中間也碰了不少壁：有人說，浪費怕啥？國家有的是錢給我。再說，萬一工程出了問題，還有《規範》頂着呢。但幸運的是，我也遇到有膽識的負責人，願意試試新方法。我十分感激他們，是他們促使新方法在實踐中不斷得到驗證和發展。
記：您大量的研究都是自費，爲“絃線模量”您花了多少錢？家人抱怨過嗎？
焦：成果得不到認定，學校也就不能支持我的研究。55歲時，學校讓我提前退休，那時我還是個講師，但我想別人搞科研可以晉職加薪，我不存在這問題，退了休反而可以靜心搞研究。之後，自費創辦了“振華研究所”，說是研究所，辦公室就是我的書房，工作人員是我和老伴，爲的就是方便自行“推銷”這項成果。研究所接工程不講價錢，幹完了給多少是多少，有的不給也行，爲的就是能讓人家用我的技術。前後收入約有30萬元，基本上都用在研究上了。
老伴跟着我住了幾十年的斗室，睡的還是當年學校處理的一張雙層學生用架子牀拼成的雙人牀，存衣服的是30多年前從老家帶來的破木箱。可爲了提高科研效率，家裏的電腦就先後買了3臺，對這些，老伴沒一句怨言。
記：在您最困難的時候，曾有新加坡商人願出資支持您，您沒有接受，爲什麼？
焦：這項成果是我們國家的，爲了國格，我不能接受他的幫助。我的三女兒也從事建築，孩子曾央求：“爸，人家不承認，乾脆我跟你學。你的成果總得有個接班人啊！”我跟孩子講：“這不是咱家的東西，你爸當初做的實驗、用的儀器都是公家的。這成果不是‘祖傳祕方’，只有由國家來操作，才更有利於它的推廣應用。”
記：堅持了幾十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結果，有沒有家人或朋友勸你放棄？
焦：曾有朋友勸我說“你的理論太超前了，你要跟着吃虧一輩子”，但也正是這句話，讓我在最困頓的時候堅持了下來，因爲這起碼證明“絃線模量”理論的價值是得到承認的。
記：有許多人感到驚奇，是什麼力量支撐您歷經坎坷卻沒有放棄？
焦：我也曾想過放棄，但放棄不下，因爲放棄了我會更難受。當每一次實踐證明這一理論是正確的，證明它能爲我國的發展帶來巨大利益的時候，我想，如果放棄了，就是對國家不負責任，對科學不負責任。
記：您認爲現在的科技評價體制存在什麼弊端？
焦：評價方式、指標過於單一，一些學界權威往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有的專家今年主持科研項目、經費的審批，明年卻又成了立項、經費的申請人，這種情況在目前的學界十分普遍。
另外，主管部門的監管力度較弱。目前，我國能夠轉化的科研成果只有20%多一些，甚至還存在大批虛假成果，這些成果價值有限，難以危及一些學界“大拿”的既定地位，更容易鑑定過關，而且多是拔高鑑定，皆大歡喜。反而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往往會受到壓制。
記：經歷了這麼多，您對那些權威有意見嗎？
焦：幾十年了，我的心態調整得很好。我和他們都是一撥人，年齡上差不了幾歲，我現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實踐上，過得很充實，只要有用戶的支持我就心滿意足了。只是現在最心焦的，是國家吃了大虧，蒙受了損失。
記：對於即將進行的測算，您有哪些期望？
焦：“絃線模量”30多年得不到權威認定，最後只有請政府主持公開測算，這也是世界各國的慣例。我希望有關單位持積極態度，使新方法在國家建設中發揮作用。絃線模量是我自己的，更是國家的，測算以後我可以無償交出軟件，這正是我研究的目的。另外，測算費用也由我來承擔。
應逐步淡化組織性評價
我國現行的科技成果鑑定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備受質疑。這種質疑，不僅來自於對科技繁榮抱有很大期望的社會，也來自於在利益上與之密切相關的企事業單位。而更多的，則是來自科學共同體內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檢討，科技人員焦五一的遭遇就是一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認爲，拋開焦五一事件本身不談，科技成果鑑定本身就存在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這一制度，科研和技術開發計劃均由政府下達，經費由政府撥付，研究結果歸政府所有，由政府負責推廣，所以政府必須管理和參加科技成果的“評審”工作。“沒有政府相關機構的認證，即使是一項很好的科技成果，也難以得到相應的授權和推廣”。
顧海兵認爲，在現行的科學評價機制中，即使學術委員會的成員均能做到公平公正，但由於學術委員會要評審幾乎所有學科的成果，而選自每個學科的委員人數又非常有限，只有少數委員在具體的評審過程中有發言權，這樣的評審過程很容易被少數人控制，成爲某些人獲取不當利益或瓜分學術研究資源的途徑。
對於絕大多數應用技術成果來說，得到市場承認的項目纔是有意義的、高質量的，引入市場競爭才能真正促進這類科技項目研究水平的提高。顧海兵建議，應逐步乃至最終取消科技成果鑑定制度，以更有效的專利版權制度等來取替它。
專門研究科技政策與科技管理的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鍾書華也認爲，應逐漸淡化組織性評價，強調引用評價和用戶評價。
他說，現在科學共同體內對同行評價機制反映強烈，尤其是公正客觀問題。這是因爲，在評審過程中，評委很容易受到主觀因素的干擾。有些評委，在項目未評審之前，就已經預設了目的和立場。而有些評委，也是帶着某些單位、某些部門的利益來參與評審的，這樣的評審不可能產生公平公正的結果。
鍾書華認爲，即使評委沒有預設立場，但在無意識間也有可能受到干擾和影響。比如，將知名教授與剛畢業的博士放到一起評審，知名大學與地方學院放到一起評審，雖非有意，但評委很有可能出現傾向性。
“科技成果鑑定並非評價科技項目唯一可行的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爲這本身就帶有很強的目的性、人爲性和強制性。”鍾書華說，一個真正的科技成果，必然會因爲被大量引用而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一項有前景的技術成就，也必然會受到市場的歡迎和接納。來自學界和市場的評價，只會使科技成果更加科學合理，理論價值和市場效益也能得到更充分的評價。
檢驗科技成果標準究竟是什麼？
一項在實踐中得到不斷驗證的科研成果，長期以來卻無法得到權威認定，不禁讓人困惑：檢驗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200多項工程實例及其取得的明顯效果，替“絃線模量”給出了最好的回答。
但是，與之對應，“‘絃線模量’在理論上不夠成熟”，是30餘年來一些權威專家的一貫看法。
對此，有人說：專家的意見和鑑定也要經過實踐檢驗才能驗明它的真理性。但現實情況是，一篇論文或一項科研成果倘使得不到專家的承認，即使再有價值，也無濟於事。
一些學者提出：“絃線模量”得不到公正、公平對待，源自科技界的一種特殊腐敗，個別權威或領導的觀念有時成了科技創新進程的決定因素。
“絃線模量”如果得到應用，就廢棄了國內外已沿用了半個世紀之久的“規範”。正因爲此，“他的理論一旦被用，將有很多東西被廢棄”便成爲少數權威的心態。放棄傳統理論，就意味着否定自身的權威地位。可是，科學研究的目的正在於此：不斷否定舊的，用更爲科學的先進的取而代之。
採訪中，記者深深感到：“絃線模量”得不到權威認定，看似是成果能否被推廣應用的問題，而實際上，它是一個如何對待創新和創新人才，建立創新觀念、創新機制的問題。
如何對待自主創新？中央政策已經相當清楚，關鍵在於落實。
十幾年來，針對“絃線模量”的提案和呼籲始終沒有斷過，國家及有關部委領導人都作過批示，要求有關部門組織鑑定，促其推廣，奇怪的是，這些批示至今未能落實。
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與科技實力密切相關，科技成果的浪費是無法估算的損失。一項科研成果，一旦出來後，全社會便對它負有責任。假如它確是一項有極大利用前景的成果，再擱置下去，其間的損失和浪費又由誰來負責呢？
體制不改，悲劇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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