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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毛澤東的事業達到頂峯的時候，也正是世界的時代轉化的時期，即二戰結束後世界向現代化階段邁進的時期，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開始越來越緊密地聯繫起來形成一體。人們現在把這個過程叫做全球化。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一點，就會讓自己的國家較快地加入這個進程。我感到斯大林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早在二戰期間，蘇聯領導人在研究戰後國際格局和國際關係走向時，就強調要和英美合作。解散共產國際、戰後處理很多問題包括中國問題、朝鮮問題、希臘共產黨問題，都顯示出斯大林認識到革命的時代要過去了，今後將是發展的時代。
但是冷戰發生了。冷戰的起因很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識形態的對立造成了雙方的不信任。就在這個時候中國革命成功了。新中國成立後，長時間沒有和國際接軌，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客觀原因就是冷戰爆發和兩大陣營的對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它只能選擇向蘇聯“一邊倒”，沒有別的餘地。
從主觀上講，毛澤東選擇與美國的對抗，因爲他認爲中國要站在世界上要求革命的被壓迫民族的一邊，中國有責任來抵抗美帝國主義。他的膽略和智慧足夠，影響力和魅力也足夠，但是他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變化，沒有意識到現在已經不是革命的時代了。因此新中國成立後很長的時間內，他還是按照傳統的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來指導中國處理國際事務。
毛澤東是把中國問題和國際問題綜合起來進行考慮的。我覺得，他有時候很矛盾。他一方面深切地知道中國的貧窮落後，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中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國際大國，而且目標就是趕超美國，從1952年、1953年起他就說要超過美國。但是另一方面，他對現代經濟不很瞭解，起初打算用75年的時間超過美國，後來越來越狂熱，又縮短爲50年、甚至15年。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和平環境，所以朝鮮戰爭結束後他是同意蘇聯的和平共處觀點的，而且每次談中國經濟的發展都說要利用世界大戰的間隙。因爲他相信列寧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觀點，反覆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早晚都會發生戰爭，但是世界大戰之間是有空隙的，中國要爭取利用這個空隙抓緊建設，儘快強大起來，在將來的戰爭中才能戰勝敵人。他的急躁冒進是與此有關係的，因爲在他看來戰爭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到來，不趕快發展就會打敗仗。所以中國發展原子彈、鋼鐵、軍工，一五計劃、二五計劃都強調發展重工業，是“重重輕輕“的理論影響，這都是建立在戰爭遲早要爆發這個認識上。既要和帝國主義鬥爭，又要爭取和平搞經濟建設，這就構成了矛盾。
毛澤東既認爲戰爭遲早會爆發，又認爲單靠中國或蘇聯的力量是不夠的，要發動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來推翻帝國主義。所以一旦他覺得中國力量強大，就會改變對外政策，就會採取強硬的革命外交。中蘇分裂的原因是複雜和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57年後雙方政策出現了分歧。1956年～1957年一段時間內，雙方路線還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經濟建設，蘇聯到1957年人造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農業接連大豐收，赫魯曉夫認爲這就是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競賽和平共處的成績，因此他覺得要進一步改善蘇聯與西方的關係，儘快提高蘇聯的經濟水平。而中國一五計劃完成、國家工業體系建立起來，毛澤東認爲蘇聯已經這麼強大，中國也形勢不錯，既然革命的力量已經超過反革命力量，就不必再和平共處了。這就和蘇共二十大後的路線發生了分歧。
所以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澤東認爲赫魯曉夫和蘇聯是向帝國主義投降，已經不能領導世界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中國走在了世界革命的最前列，領導世界革命的任務必須由中國共產黨和他本人來承擔。我認爲這就是中蘇分裂的根本原因。但是後來毛澤東也看到，中國在短期內達到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而且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跟着蘇聯走。60年代末在“文革”中毛澤東已經看到了這些問題，他是現實的，並非固執己見，所以70年代初他的思想有了一個大的轉變，他意識到再像過去那樣按傳統理論安排國際事務是不行的。中國當時南北兩面受敵，這種客觀形勢也促使他開始了戰略大調整。
在傳統的革命理念中，與帝國主義的美國建立關係是說不通的，但是這一步對中國發展而言卻非常正確，只有與美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才能融入國際社會，才能在科學技術、經濟發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扭轉落後的局面，在大的戰略上，毛澤東是走了第一步，然後纔可能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但是毛澤東沒有放棄他的革命理念。所以他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觀點。但這個觀點與以往相比有了改變，它不再是革命和反革命那樣的劃分，而是弱小國家與霸權主義的區分，對美蘇兩霸，是把蘇聯視爲主要敵人。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隨着中蘇兩國關係的不斷惡化，特別是1968年8月發生了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地把蘇聯作爲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準備完成其從與美國和蘇聯同時對抗到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外交戰略的調整，其間的關鍵性思路就是緩和與美國的關係。具體分析，毛澤東之所以決定把蘇聯作爲主要敵人，做出聯美抗蘇的抉擇，大致上有以下三方面的考慮：
首先是蘇聯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蘇聯軍隊進攻並佔領中國部分地區的威脅，比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從海上攻擊中國的威脅要大得多，也更爲現實。至於美國升級越南戰爭對中國南部安全環境構成的威脅，已由中美兩國達成一項默契而基本化解：只要美國地面作戰部隊不越過17度線，中國的地面作戰部隊也就不參戰。另外，中國傳統的遠交近攻的軍事戰略，也爲把蘇聯當作主要敵人的戰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蘇聯對中國政權產生的威脅。儘管隨着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分歧的加深，蘇共的社會主義理論被指責爲“修正主義”，中蘇兩國的同盟關係發生了動搖，但是長期以來具有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國際共運旗手形象的蘇聯，在政治、經濟基礎相同的中國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場。由此，在毛澤東看來，蘇聯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尤其當他們在中共領導核心中臥有代理人時，這種政權替代威脅也就更爲現實。因此，毛澤東對來自蘇聯這個相同意識形態國家的威脅的憂慮，大大超過了對美國威脅的憂慮。
再次，意識形態上的尖銳分歧，使中蘇敵對關係比中美關係更難以修復。由於中蘇兩黨的重新團結關係到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誰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爲統一的標準、以誰爲領袖的大勢，意識形態的分歧已與兩黨的政治命運、兩黨領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聯繫到了一起。當意識形態問題與政治問題掛鉤時，兩黨分裂的命運也就難以扭轉。伴隨着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大論戰而來的是國際共運的嚴重分裂和中蘇兩國關係的不斷惡化。對於毛澤東來說，這幾乎成爲一個死結。他在發動“文革”時，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確立爲最危險的內部敵人，進而形成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新階級鬥爭理論。與此同時，在國際上也就把蘇聯當作了比美國更危險的主要敵人，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實際是“反帝必先反修”的口號。
毛澤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之時，正是冷戰形成後國際政治力量不斷重新組合、世界格局不斷變幻的時候。時代的特徵其實正在發生變化，即由過去的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變。但毛澤東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的時代。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內心深處的傳統意識，以及對外交上敵友轉換的務實考量，構成了一組深刻的矛盾。這組矛盾在他觀察世界和確立中國的對外戰略的過程中，始終伴隨着他。事實上，就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實質而言，其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促進並領導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依舊是他的最終目標和理想。只是在新的形勢下，毛澤東開始強調既要有高度的原則性，也要有非常實際的精神，此種務實精神與革命理念相結合的基點就是，利用矛盾，着眼於人民。所謂搞世界革命，就是要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壯大自己，促進革命。
中蘇關係緊張加劇的國際因素不僅促使毛澤東及早採取措施，扭轉了中國外交關係的不利局面，而且還促成了毛澤東晚年對外戰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走上了較爲現實可行的道路。
考察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毛澤東對中國外交戰略策略進行思考、不斷探索調整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到他曾經有過以下多種提法：
“兩個中間地帶”1962年1月毛澤東對其在40年代提出的“中間地帶”觀點做了新的補充，指出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各不相同，將英法等殖民主義國家、擁有強大壟斷資本的西德、日本與獨立和半獨立的非洲、拉美國家區分開來；1963年9月毛澤東又談到，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1964年1月，毛澤東正式明確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指出：講到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爲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此後不久，他又將後一部分中間地帶的範圍擴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進一步明確了亞、非、拉美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間地帶的概念。兩個中間地帶的劃分，“第二中間地帶“概念的提出，在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美國矛盾尖銳化的基點上，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擁有共同利益的現實性，爲突破冷戰時期國家關係中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結成最廣泛統一戰線抗衡美蘇戰略構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間接同盟軍” 1963年2月毛澤東提出，與美國矛盾日趨激化的法國、西德、英國、日本等國“是一種間接同盟軍”。一年後，毛澤東又特別談到，兩個中間地帶都反對美國控制，東歐各國則反對蘇聯控制；強調中國與第二中間地帶國家有着根本的共同點，即反對各種形式的外來控制，不管資本主義大國還是社會主義大國，誰要控制、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世界上兩個大國交朋友，一個美國、一個蘇聯，企圖控制整個世界，我是不贊成的。進一步表露了中國可以聯合第二中間地帶這個間接同盟軍，反對美蘇兩個大國控制的戰略意圖。
“中間集團” 1963年9月毛澤東提出：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應包括中間集團，即法國等六國集團和英國等七國集團，還有日本、加拿大。此概念是“第二中間地帶“概念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兩個第三世界”與“中間世界” 1963年10月毛澤東談到西方報紙關於第三世界的兩種說法，一種指亞非拉，一種指西歐共同市場；數月後，毛澤東將此說法概括爲第一個第三世界指亞非拉，第二個第三世界指以西歐爲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其後又提出“中間世界”即所謂第三世界，中間世界分爲兩部分，第二個第三世界包括法國、日本、加拿大，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這一提法雖然還是對“兩個中間地帶”概念的一種混用，但表明毛澤東已在開始考慮把“第三世界”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的對外戰略策略之中了。
“中國是不發達國家”，屬於第三世界1964年1月毛澤東提出：要從歐洲的倫敦、巴黎到中國、日本，把第三世界擴大起來。毛澤東這裏所說的第三世界還是兩個中間地帶的內涵，但其突破點在於將中國從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極分離出來，歸入了第三世界的範圍。9月，毛澤東又將“第三世界“的定義與”第二中間地帶“區分開來，單純與“不發達國家”的概念相連，指出，有兩個中間地帶，一種是發達國家，一種是不發達國家，就是你們所說的第三世界，而中國是不發達的國家。這即已明確第三世界就是指不發達國家，並初步將中國劃入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行列；1970年代初，毛澤東在會見非洲外賓時說：我們願跟你們非洲站在一個行列。就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嘛。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確表示中國屬於第三世界。
“蘇聯也是紙老虎” 1964年初毛澤東談到，只有美國和蘇聯纔是大國，一切事都要照他們的辦，要到他們那裏朝聖。但是毛澤東認爲，紙老虎並不僅只美國一隻，“蘇聯也是紙老虎”，指出：我們不信他們那一套，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這時在毛澤東看來，美蘇雖然仍處於兩極對立的位置上，但就其與世界各國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們實際已匯合爲矛盾的同一面，成爲一極。蘇聯已與美帝這隻紙老虎爲伍，中國和世界各國不必懼怕它們的威脅，應與其霸權主義政策進行抗爭。
“中等國家”1970年6月～7月間，毛澤東幾次談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別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義，針對“超級大國”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國家”的概念，說美蘇那樣的超級大國，我們攀不上。強調指出：世界上有那麼一兩個大國，不僅想吞併非洲，也想吞併中國。但是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這實際進一步突出了美蘇兩個大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及聯合各國反霸的戰略意向。
“兩個中間勢力” 1970年10月，毛澤東又指出，“第一中間勢力是第三世界“，要爭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間勢力“，“這對我們有利”。這種提法已非“兩個中間地帶”之說的簡單混用，其雖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處，但在思想內核上則有所區別：原中間地帶不包括中國，現中國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國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仍處於世界的兩極，現不僅實質而且形式也發生了變化。由於鬥爭的主力和鬥爭的對象都已進一步明確，這時提出兩個中間勢力問題，就具有了明顯的策略意義。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爲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間勢力則是需要爭取並聯合的力量，由此確定了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同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的策略取向。
“一條線”、“一大片”1970年代初，毛澤東爲實現集中力量抵制蘇聯霸權主義的目標，以改善對美關係爲突破口，加速了對中國外交戰略進行調整的步伐。毛澤東認爲，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由此，他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又分別提出了“一條線”及“一大片”的思想，構想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一線，及這條線周圍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
“三個世界”這樣至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卡翁達時，最終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術語，明確、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觀點。
1974年4月，經毛澤東審閱批准，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的這一新的戰略策略思想，在國際論壇上公開表明了毛澤東通過劃分三個世界，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同第二世界國家的聯合，集約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國在內的最廣泛的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主旨，以及“不稱霸”的主張。這就將蘇聯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來。
毛澤東上述提法的變化，儘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發展的脈絡卻是清晰可見的。這個思考過程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對霸權主義、特別是蘇聯霸權主義國際統一戰線的大思路。這種探索、調整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歷史過程，雖然是以世界格局由兩極體系向多級、多元體系轉化爲前提條件的，但其始動力卻是中蘇分裂及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需要。因此可以說，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策略思想確定的過程，反映着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中蘇關係的走向，反映着毛澤東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醞釀成熟的發展軌跡：由反帝反修、以美帝爲世界頭號敵人，到反修統一戰線的份量不斷加碼，再至“頭號敵人”角色的變換，以蘇聯霸權主義爲首要的鬥爭對象。從反帝反修、兩線作戰轉化爲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個拳頭出擊，抗衡蘇聯，“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局面由此出現了重大的轉機。
然而，也正是由於毛澤東把處理對外關係和制定對外政策的着眼點過分集中於中蘇兩國的關係，因此“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相當的侷限性。這些侷限性表現在外交思維的矛盾性(理論出發點在於擺脫意識形態觀念的束縛，而其落腳點卻又陷入了極其厚重的意識形態窠臼)、外交行爲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對外交往中突破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放棄“以美劃線“的標準，把對外方針建立在世界發展的現實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卻又仍然沒有完全擺脫“以蘇劃線“的羈絆)、劃分標準模糊且缺乏科學性(既非完全以發達或不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確定國家的歸屬，也非完全以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劃線)，這又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後期的中國外交處於一種僵化的而非靈活的、單一的而非多樣的狀態。
當然，總體上講，毛澤東根據蘇美戰略態勢和中美蘇三國關係的變化而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並做出了新的國際戰略抉擇和策略選擇，還是頗具遠見的，是有突破性的。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於國內動亂的局勢下，及早着手糾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復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正常進程，從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出發，在抵禦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的基礎上，適時地實現了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重大轉變，中國由此徹底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比較孤立的處境，國際威望不斷提高，並作爲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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