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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有水的流痕，官有官的軌跡。接觸的美國官員多了，發現會點兒中文的高官還真不少。開始以爲時髦，但仔細一查，時髦背後有真章：中國現在是美國的熱門課題，“中國背景”已成爲不少美國官員晉升的資本。
最突出的在財經領域。比如新任美國貿易代表施瓦布，她日前在北京演講時就坦陳：自己對中國是“相當的熟悉”，上個世紀80年代作爲參議院工作人員來訪過；90年代曾參與摩托羅拉公司在華投資的規劃和談判。此外，在擔任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時，她還開設過對華貿易關係的課程。
另一位布什政府的大員、財政部長保爾森與中國更是淵源深厚。他曾在高盛集團中文網站的歡迎辭中說，自1992年起，作爲高盛董事長的他每年都會訪問中國多次。“我本人親眼目睹了經濟轉型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這句話顯然不是他的自吹。
保爾森在中國的人脈，可以說布什政府中無人能出其右。中國金融領域的多位知名人士都是他的老朋友。上世紀90年代末，保爾森還應邀成爲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屆顧問委員會主席。
美國也奉行學而優則仕，越來越多中國問題專家被請上國會或政府講壇，有的隨即作爲“稀缺人才”被召進政府。比如，上面提到的施瓦布，她曾做過布魯金斯學會的專家；美國目前官階最高的華裔、勞工部長趙小蘭，此前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傑出學者。
此外，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主席拉瑞·沃茨爾不能不提，他是對華強硬派代表人物。此人和中國也不乏淵源，曾擔任駐華使館武官，在北京常駐多年。
作爲目前美國官場的一般規律，不能說有“中國背景”就一定能更上層樓，但隨着中國越來越成爲美國外交的一個重心，同等條件下，有中國工作經歷顯然就更容易被提拔。
越來越多“中國通”走上美國政治舞臺，對中國來說，究竟是利還是弊呢？
首先應該肯定：這是好事。一位美國官員就對筆者說，目前中美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瞭解，沒有彼此瞭解，也就談不上互信和深入合作。“中國通”們瞭解中國，也理解中國人做事的方式和複雜原因，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也相對地更注重策略和理性。
比如，在筆者不久前參加的國會一聽證會上，對保守派的“中國海外石油投資威脅論”，剛從學者轉型爲財政部助理部長幫辦的弗雷德裏克森女士就解釋，其實中國目前在海外的石油產量，只相當於美國石油消耗量的2%，不到世界石油總產量的0.5%，中國海外石油投資對世界能源市場的影響還有限。在這個問題上，國會小題大做了。
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中國通”知己知彼，顯然也會讓中國在談判中面臨更大的挑戰。保守派的“中國通”指控起中國來，言辭更尖利，其“中國背景”也會讓他們的“真話”更有蠱惑力和煽動性。
中國成了美國的顯學，與中國沾邊，也就成了美國的“顯人才”。這也並不僅僅表現在政界，商界尤其如此。對負責對華事務的美國高官來說，即使有一天掛冠而去，“中國背景”也提供了比其他人更多的人脈和資源。
比如，前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離開政壇後印制的名片就是中英文雙語——她作爲高級國際事務合夥人供職的威凱平律師事務所，很大的業務量就來自中國企業。剛去職的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現已加盟高盛集團。高盛此舉也是因爲需要佐利克這樣的精英推動國際市場，尤其是在日益重要的中國市場的拓展。
在學術界，情形也差不多。在國會一次聽證會上，我問到上堂作證的學者大衛·蓋茨，怎麼想到選擇研究中國問題。他馬上笑了：“現在這個問題多重要！你也知道，中國發展太快了，我們現在都只談論中國。”
作者簡介：劉洪，畢業於南京大學國際商務系，現爲新華社駐華盛頓分社記者。“9·11”事件後，劉洪是中國第一批進入喀布爾的記者之一，他還曾常駐耶路撒冷，採訪過阿拉法特、沙龍、佩雷斯等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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