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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幹部申報個人事項，祕書代爲報告，有的甚至辦公室人員代爲領導申報，並且還蓋上政府公章”
8月29日，胡錦濤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等問題。雖然這次會後只播發了一條消息，具體內容並未公佈，但還是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有媒體認爲，最高層研究《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體現了中央從嚴治黨、對黨員領導幹部加強監督管理的決心。
“官員報告個人事項值得期待！”中央黨校專家葉篤初向《瞭望東方週刊》表示。
相當範圍內報告不實
早在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印發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將工資，各類獎金、津貼、補貼及講學、寫作、審稿等勞務所得納入領導幹部申報範圍。
“這在當時也曾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但是在具體操作上卻失控，有的地方幹部申報個人事項，祕書代爲報告，有的甚至辦公室人員代爲領導申報，並且還蓋上政府公章。”葉篤初認爲在當時市場經濟初期，有些黨員幹部並沒有認識到其中的重要性。
兩年後，中央就領導幹部個人事項再次做出規定。
1997年1月31日，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這次規定事項要求領導幹部報告本人、配偶、子女在房產、出國、婚喪喜慶、經營企業、違法犯罪等六方面重大事項的情況。
“1997年的規定擴大了領導幹部報告個人事項的範圍，對事項的內容也進行了補充。但是缺乏監督機制，另外黨員幹部在自覺性方面缺乏完備的思想基礎，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出現空當，無法覈實申報的真實情況，缺乏操作性。”葉篤初說。
“隨着形勢的發展，該項規定在申報內容和執行環節方面存在漏洞開始顯現，一些領導幹部在個人重大事項上屢屢出現腐敗問題。報告不實的情況在相當範圍內存在，決非是極個別現象。”葉篤初向《瞭望東方週刊》表示。
“97年的《規定》，主要是根據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情況，尤其是當時的黨風廉政建設情況制定的。如今已過近10個年頭，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又有了長足的發展，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尤其是反腐敗工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面臨新的形勢，1997年的《規定》已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認爲。
今年以來，中央相繼出臺文件，規範黨員幹部的行爲。
2006年2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關於對黨員領導幹部進行誡勉談話和函詢的暫行辦法》、《關於黨員領導幹部述職述廉的暫行規定》，併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結合實際情況，認真遵照執行。
2006年8月6日，中央出臺了三個法規文件，即《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任職迴避暫行規定》，針對幹部管理中存在的缺漏和不足，提出了強有力的、創新性的政策措施。
8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通過《監督法》，以及十六屆六中全會逐步臨近，葉篤初認爲這些都是新的報告制度出臺的背景，體現了中央的憂患意識，因爲只有加強領導幹部的自身約束力，才能促進社會和諧。
新規定重點鎖定省部級
有關新規定的具體內容目前尚未公佈，但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表示，“新規定出臺不會很晚。”
“新規定將比1997年實施的《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更有操作性，重點可能會鎖定省部級領導幹部和國有大型企業的負責人。”葉篤初分析認爲。
中央黨校教授李明認爲這次中央雖然沒有公開《規定》中的具體內容，但是“明確需要報告的事項，確定受理報告的機關，完善報告程序，強化監督檢查，使這項制度更加切合實際，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等表態都清晰地表明，中央必然要讓這一《規定》在實際操作中發揮作用。
“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再次進行研究，將必然會對現行申報制度進行修改，以適應國家社會的快速發展對我黨執政能力的考驗。”李明表示。
制度反腐進入開展階段
現行的“報告”制度一般要求領導幹部的個人事項要向各自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報告”，同時報上級人事部門備案。這樣就形成了被監督的領導者，同時又是監督他的同級紀檢、監察機構的頂頭上司，其效果自然就可想而知。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建專家于敏認爲，新規定不但應該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應當在監督機制方面進行完善。
葉篤初也認爲，除了可操作性需要完善外，在報告的真實性上也需要加強，制定更加嚴密的程序。在未來修改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中，葉篤初建議可以規定領導幹部除向有關組織報告外，還應當向公衆報告，具體由接受報告的組織定期向公衆公開。
有專家認爲，中央再次研究修改官員報告個人事項，也是反腐敗的現實需要。葉篤初認爲，此次的《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的推出，制度反腐已進入開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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