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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宗旨應該是謀求『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即切實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
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是世界上所有大國中最嚴重的缺水國家，水價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價值，會在老百姓許可和承受范圍之內，通過水價改革還水價一個真實的『面孔』，但水價的提高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政府的水價上調方案要考慮到百姓『許可』和『承受范圍之內』，應該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態度。但是，許多經驗告訴我們，所謂百姓『許可』的惟一形式——聽證程序現在已經淪為純粹的『漲價會』，在各種勢力的左右下，逢『聽』必漲已經讓百姓無可奈何。同時，所謂『承受范圍之內』，也可能走形變質，甚至演變成了赤裸裸地挑戰百姓承受力。
不妨以北京市的水價為例。北京市在2004年剛剛進行了一次綜合水價的調整，然而事過不到一年，在去年夏季又發出了水價上漲的強烈信號並開始著手實施。有關部門在當時也提出要考慮百姓的承受能力，但是只要盤點一下北京的『水價上漲史』，就會發現，所謂『百姓承受力』，一無客觀標准，二無封頂的警戒線。
從1991年8月至2004年8月，北京市的自來水價格經歷了9次調整，從原來的每噸0.12元上昇到了2.8元，再加上污水處理費用，居民每噸用水的實際支出費用為3.7元，上漲了22.33倍，價格居全國之首。過去，提高水價，其理由總是作橫向的同類比較，說廣東的水價多少錢，上海、西安的水價多少錢，結果，在百姓的反對聲中把價格提了上去。後來，北京的水價已經是全國最高了，橫向的同類已經沒有了『對手』，所以，就要把比較的標准放到國外，北京市的水務官員說：外國城市居民生活水費支出佔總支出的3%，而北京居民為1%，故此應該認同『水價還有提昇空間』的看法。
從國內比到國外，從國內最高到向全球最高『看齊』，這不僅說明沒有固定的水價對比標准，而且，來自高層的諸如『百姓承受力』這樣的原則，落實到某些政府部門和那些仍然政企不分的公共服務企業，就會變成向百姓的承受極限發起挑戰。
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宗旨是什麼？毫無疑問應該是謀求『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即切實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但現在有一種趨勢，就是將公共福利作為一種獨家壟斷的商品，在定價上不容商量，步步提昇。水價、電價、油價、房價等都紛紛問鼎『百姓承受力』，最終將整體加重百姓的民生負擔，增加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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