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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出發那天的日曆
1965年鳳娟左與鳳琴的合影
李女士父親開列的物品單局部
當年的知青在銀鳳的立碑儀式上
新聞前提
一個時代，一段歲月都會留下其獨特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在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一羣人用自己的青春年華爲中國的歷史寫下了不平凡的一頁。
爲真實、生動地記錄和反映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天津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程，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天津市檔案館館藏，從今年4月6日開始，天津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市檔案館聯合向社會徵集天津知青檔案。
這個活動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天津老知青的強烈反響。在短短三個多月的時間裏，市檔案館接待知青及其家屬600餘人，徵集照片、書信、日記、筆記、回憶錄、證書、證件及實物檔案2000餘件。更爲可貴的是我們還收集起了不少感人至深的故事……
●●熱情——感染人
2006年4月，向社會徵集知青檔案的消息經新聞媒體發佈後，迅速得到了老知青及其家屬的積極響應。徵集辦公室的電話鈴響個不停，有諮詢的，有聯繫捐贈的，有提供線索的；登門捐贈的人絡繹不絕，有本市的，有承德、山西、北京、甘肅、包頭等外省、市的，也有遠在美國、加拿大的天津知青委託國內的朋友來館捐贈的；捐贈的方式多種多樣，有本人親自送來的，有替父母來的，也有代子女來的，還有通過郵局郵遞來的，更有利用網絡以電子郵件的形式發過來的。少者捐贈一件，多的一次就捐贈了近200件。他們中有政府官員、公司經理、高校教授，還有下崗工人，但無論他們在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到了這裏，他們只有一個稱謂——天津知青，他們有着共同的性格——熱情、真誠。
截至7月底，檔案館共接聽電話1200餘次，接待來訪600餘人，接受200餘人捐贈的檔案資料2000餘件。隨着捐贈活動的不斷推向高潮，接待人員也由最初的兩人增加到了8人，接待用房也由原來的一間小屋擴大到現在的兩間會客廳。負責接待的老同志感慨地說：“我擔任徵集接收工作20多年了，從來沒有見到這麼熱情、這麼主動、這麼配合我們工作的被徵集者！”
56歲的孫先生是第一位來館的捐贈者。他一進門就緊緊握住工作人員的手激動地說：“感謝黨、感謝政府、感謝你們還記得我們！昨天看了報紙，我激動得一夜沒睡着覺啊！當年父母送別時的眼神，集體戶8個戰友的音容笑貌，插隊落戶的大草原，全都像放電影一樣在我腦子裏過了一遍。半夜起來，翻箱倒櫃地把這些壓箱底的老古董折騰出來，這不，一大早我就把它們送來了。當年所有的家當都在這兒了，只要是國家有用的你們就留下，我堅決支持政府的工作。”說着，他將手中的紙盒子來了個底朝天，“呼啦”一下子，通知書、證書、獎狀、照片等幾十件檔案全都倒在了辦公桌上。
王女士聯絡了當年的兩名知青一起乘公交車來檔案館捐贈檔案，但由於不知道檔案館的具體地址，提前三站地就下了車。下車後打聽路，恰與另外三位正來捐贈檔案的知青相遇。於是，他們6人會在一處，共同的經歷讓他們很快就成了朋友，一路上說着笑着講着當年的故事，步行來到檔案館。近半小時的道兒，他們卻說：“沒覺得遠，一會兒就到了！”後來王女士又通過各種方式通知了更多的老知青，多少年沒有見面的老戰友在這裏重聚首，多少個原本不相識的知青在這裏成爲新朋友。
遠在山西省長治市的許女士在網上得到消息後，立即打電話與我們取得了聯繫。她說她是天津69屆的老知青，1970年赴山西省長子縣插隊，現雖已定居在長治市從事新聞工作，但無時無刻不在牽掛着家鄉父老，關注着天津的變化與發展。尤其是希望將自己的知青檔案捐贈給家鄉，也算是爲家鄉做一點有益的事情吧！幾天後，她郵寄過來了十幾件檔案資料，其中的一張光盤深深地吸引了我們。電話中，她將光盤裏的故事講給了我們。
1970年5月，17歲的天津知青銀鳳與許女士一起來到山西省長子縣南陳公社插隊落戶。銀鳳勇於吃苦，勤於勞作，善於自律，勞動、學習、生活各方面表現都很突出。1972年6月19日，她被抽調出來修築申村水庫。中午，她正在吃午飯，忽然聽到水裏有呼救聲，有人落水！銀鳳見狀毫不猶豫地縱身跳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經過一陣尋找，她終於發現了落水者，並與另外一名知青一起奮力將她推上岸。落水的同學得救了，但銀鳳卻因用盡了最後一點力氣而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生命的時鐘永遠地停留在了19歲上！由於當時條件所限，銀鳳的遺體沒能運送回津，而是埋在了當年她灑滿辛勤汗水的那塊土地上，墳前也沒有立一塊碑。20世紀70年代末，知青們相繼回城，只有銀鳳一個人孤獨地留在了那裏。
2004年曾經與銀鳳一起下鄉的30餘名老知青再次聚首，回到長子縣“探親”，來到銀鳳的墳前憑弔。大家一致提出要給她立一塊碑。但由於村裏有不到清明不立碑的風俗，此事遂暫時擱淺。2005年清明節時，鄉黨委書記給他們來電話說：“銀鳳的碑我們鄉里已經刻好了，你們過來看看滿意不滿意？”這張光盤記錄的就是立碑、憑弔的全過程。許女士說：“銀鳳是知青的好榜樣，是人民的好孩子，更是天津人的驕傲，歷史應該記住她。”
●●經歷——感動人
在這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裏，我們的徵集人員說不清被知青和他們的家屬感動過多少次，不知陪着他們流過多少激動的淚水。
朱先生夫婦是特意從北京趕過來捐贈檔案的。他們進來時，先來的三名知青正在向我們講述當年告別親人時的離別場面。一個說：“那年我才17歲，長這麼大就沒有離開過家，離開過父母，一下子走出去一千多裏地，父母哪放心呀？”一個說：“火車站那離別的場面纔算難忘呢，車上的人往下看全是腦袋，車下的人往上看都是胳膊。那首《火車，火車慢些走》的歌，你們還會唱嗎？”這時，朱先生情不自禁地湊過來說：“會，會，怎麼忘得了呢！”說着，他竟動情地唱了起來，他一起頭兒，屋裏的知青全都跟着唱起來，但剛唱了一句，大家的喉嚨就開始哽咽了，唱完這首歌，他們幾個已哭成了淚人。
一天，一位風度優雅的女士推開了徵集辦公室的門。坐下後，她穩了穩神，緩緩打開隨身攜帶的一隻小皮箱，神情莊重地取出了一個紅布包裹，小心翼翼地一層層揭開，裏面是幾疊碼放整齊的發了黃的照片。她說，我雖然也是知青，但我的經歷很平常，也很幸運。我這次來是替妹妹捐贈的，因爲她來不了了。說到這兒，她的眼淚刷地一下子流了下來。於是，伴着淚水她給我們講述了關於妹妹的故事。
她叫鳳娟，妹妹叫鳳琴。1968年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後，在勸業場街擔任主任的母親馬上就爲她們姐兒倆報了名。她到了甘肅省玉門建設兵團，而妹妹去的是黑龍江省甘南縣。妹妹曾是河北專業體操隊的主力，後因傷病改跳芭蕾舞，擔任過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的女主角。所以，在插隊過程中，她的主要任務仍是文藝演出，由於演員少，編劇、導演、主演常由她一人兼任。由於她舞姿優美，表演真實感人，一年後，她已成了嫩江、甘南一帶家喻戶曉的名人。有時一天要到三四個地區演出六七場。
1970年5月，鳳琴到甘南縣城演出自編自導的節目，彩排時就已發燒，上場前更覺頭暈，但當看到臺下那一雙雙殷切期盼的眼睛時，她還是咬咬牙上了臺。就在節目即將結束的時候，她突然昏倒在舞臺上！經醫院診斷，她患的是出血熱。醫院爲她調來了齊齊哈爾地區最好的軍醫，帶來了牛黃等最貴重的藥品。但這一切都太晚了。當姐姐得到消息急急地趕到時，年僅25歲的鳳琴已被病魔奪去了年輕的生命。姐姐提出要將妹妹的遺體帶回天津，當地人眼含熱淚祈求道：“她來這兒雖只有兩年多，但我們看得出，她已經深深地愛上了這塊土地和這裏的鄉親們。我們也愛她，也離不開她！她是爲了給我們演節目累死的，我們感激她，您得給我們一個表達的機會呀！您就讓她留下吧！”8位木匠師傅連夜爲她趕製了一口上好的松木棺材，裏面還特爲未婚的她鋪設了紅帳子。此情此景，姐姐被感動了，她看到了鄉親們的真誠，相信他們一定會善待她。
因爲妹妹的去世，原定當晚的演出不得不取消。姐姐知道後，特別是聽說還有許多從幾十裏地以外專程趕來的觀衆時，同樣從事藝術工作的她，強忍悲痛，毅然替妹妹登上舞臺！在臺上，姐姐的演出非常精彩，而臺下的觀衆卻已是哭成了一片。整理妹妹遺物時，姐姐在一隻小皮箱裏發現了幾疊碼放很整齊的照片，有妹妹的演出照，更多的是知青合影。姐姐把它們帶回了天津。
如今36個春秋過去了，每當想念妹妹時，姐姐就把這些照片拿出來看看摸摸。當聽說徵集知青檔案的消息後，她毅然帶着它來到了檔案館。她說：“妹妹雖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動人事蹟，但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人瞭解她，知道關於她的故事。”姐姐指着照片上與妹妹合影的知青們說：“我捐這些照片還有一個想法：自從妹妹去世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們，我很想通過你們找到他們，把這些照片翻拍後替妹妹交給他們，也讓他們給我講講妹妹當年的故事。”
爲了讓來這兒的知青看到鳳琴，工作人員把其中一張照片放大後，貼在了辦公室最顯眼的位置上。
●●故事——教育人
徵集知青檔案的過程，也是徵集人員接受教育的過程，更是一次淨化心靈的過程，每一件檔案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徵集到的2000餘件知青檔案，除照片、書信、日記、筆記、回憶錄、證書、證件等普通載體檔案外，還有一些諸如臉盆、茶缸的實物檔案，更有極具紀念意義的特殊檔案。這些檔案能夠穿越30餘年的時空隧道保存至今，足見主人對它們的重視與珍愛。而今天他們無償捐贈的義舉也贏得了社會對他們的尊敬與讚賞。
69屆知青李女士捐贈的兩件檔案很是特別，一件是1970年4月25日的日曆，一件是物品單。她向我們介紹說，這張日曆，是當年我啓程赴內蒙古杭錦旗扎爾格郎圖三師25團7連那天的日曆，弟弟在上面寫了“二姐從津到蒙”作爲紀念。這張物品單，是我走的前幾天，父親怕遺漏了要帶的東西絞盡腦汁列出來的，大到衣被、手提箱，小到衣服夾子、吃飯勺，一共列了59項。而每一件東西都是父親對照着這張單子爲我親手準備的。30多年過去了，每當我看到它們時，總能感受到親人的關愛與牽掛，父親彎着腰爲我準備東西的身影就在眼前……
郭先生捐贈的是他離津和回城的兩張乘車證、一本《社員勞動手冊》和一隻印有兵團番號的知青專用茶缸。勞動手冊記載了諸如鋤地、修路、割麥子、插秧，他每天從事的各項最普通的勞動內容。他說：“這是我3年插隊生活最真實的寫照。”那隻茶缸，他已珍藏了30多年，曾有一個小販出價50元要買，他沒答應，後來漲到100元，他還是沒有賣。但當聽說檔案館要徵集時，他毫不猶豫地拿來了。郭先生還說：“捐贈之前，我把兒女們都召集到家裏，給他們一樣樣地看，一段段地講。我先讓他們受教育，再把它捐給國家，讓更多的人受教育。”
一本名爲《啊，科爾沁》的精美圖書，是書作者的愛人捐贈的。她說，1968年7月，丈夫插隊到了內蒙古呼倫貝爾盟。1971年初回城後，他就產生了將自己3年下鄉生活寫出來的想法，但由於工作忙、家務事多，一直沒能動筆。進入90年代，他纔開始着手寫作。他原計劃寫一部名爲《水與火》的五冊叢書，1992年最先完成了《啊，科爾沁》一書。因當時經濟不寬裕，一直沒能出版印刷。1998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30週年之際，他們夫妻東拼西湊終於湊足了出版費，自費出版了這本書。在知青聚會上，每人發了一本。進入新世紀後，他又開始寫另外四本書。但不幸的是，他被醫院確診爲肝癌。2000年9月，他帶着未了的心願匆匆地走了。“今天，我把這本書捐給檔案館，它是一名知青插隊生活的真實記錄，讓後人讀讀，會有教育意義的。我想，孩子他爸如果還在，也會這樣做的。”
從1968年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全國近20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祖國各地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和足跡、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歡樂和痛苦、光榮和夢想。天津市檔案館今天徵集知青檔案，正是爲了留住這段歲月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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