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思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在成思危的簡歷中，我們看到這位身居高位的民主黨派人士不平凡的人生軌跡：1948年至1951年在香港香島中學學習；1951年從香港回到祖國內地；1981年赴美學習，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4年擔任化工部副部長；1996年起擔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起歷任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從16歲隻身回到內地參加新中國建設，到如今年過七旬仍在國家領導人、民主黨派領導人的要職上勤勉工作，成思危實踐、實現着自己的報國理想，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下，親歷和見證了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的親密關係。
“參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我由此從爲學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成思危的父親成舍我是中國報業傑出的開拓者，他從小就因爲家庭的影響接受了愛國主義教育。1951年，成思危受到新中國建設高潮的感召，懷着滿腔熱忱，瞞着父親回到內地。成思危將這視作人生中的第一個重要轉折點。
而他的第二個人生轉折點是1981年赴美留學。當時已在化工部擔任重要專業職務的成思危出人意料地放棄了原專業，選擇了學習管理。這拓寬了成思危的專業領域，他從一名化工專家轉換爲一名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學者。
從青春報國到技術報國再到管理報國，成思危的前兩大轉折點爲他從政報國寫下了伏筆。從1988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開始，心繫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重大課題的成思危認真地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責，這引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注意，也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三次轉折。
“1994年，還是無黨派人士的我擔任了化工部副部長。那年九、十月間，當時的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老先生約見我，動員我參加民建。孫老跟我講，你不是想報國嗎？民主黨派是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民主黨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個月的思索，成思危決定加入民建。1995年底，他當選民建中央委員、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孫起孟當選民建中央主席。
“我原來的設想，60歲從技術幹部的崗位上退下來以後，去教書，就沒想過從政，更沒想到今天還在這裏工作。”成思危微笑着說，“參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我由此從爲學走上了從政的道路。”
“‘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是我參政議政的座右銘。”
“治學和從政都是爲了報國，爲了振興中華。”成思危談到自己學者從政的角色轉換時說。他認爲，治學是從政的基礎。“我研究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關鍵問題，包括住房制度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商業銀行改革以及貨幣市場和股票市場等等。我的治學與我的參政議政是密切聯繫的。”
但成思危也認爲，學者與政治家的研究工作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學者的研究要超前，要創新；政治家的研究要立足於可行性和現實性。”成思危說，自己在參政議政中堅持六個“可行性”：技術上是可能的，經濟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許的，操作上是可以執行的，進度上是可以實現的，政治上是可以被有關各方接受的。
擔任民建中央主席以來，成思危積極領導民建立足自身特點和優勢，積極發揮參政黨作用。“民建是聯繫經濟界的參政黨，我們更多地圍繞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問題和改革的問題來參政議政，立足於兩大指導思想：一是發揮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來追求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二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
“作爲參政黨，我們不可能代替政府的工作，我們要做的是支持政府的決策和行政。”他強調說，“我們不是空喊支持，我們的作爲主要是四個方面：探討理論基礎；評介國外經驗；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實施難點。”
“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這是我參政議政的座右銘。”成思危說，“參政議政不能使大家都滿意，只要你的意見是爲了人民，就不要怕得罪人。”
“西方的政黨制度是‘打橄欖球’，中國的政黨制度是‘唱大合唱’。”
在談到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時，成思危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比方。他說：“海外有些朋友問我，你既然是獨立的黨派，爲什麼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跟他們解釋說，西方的政黨制度是‘打橄欖球’，一定要把對方壓倒。我們的政黨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黨派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共事是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爲了保持社會的和諧。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揮，這個指揮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都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勝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這個主旋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成思危說，他告訴海外的朋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這是中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點。我們8個民主黨派既不是在野黨，也不是反對黨，而是參政黨。
成思危經常要參加中共中央與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高層政治協商，深感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高度重視。他對記者說，高層政治協商現在每年都有八九次，今年有一個星期就開了兩次會。高層政治協商已經制度化，最爲重要的是“協商於決策之前”，中共中央確實高度重視吸納民主黨派的意見。
對於海外有評論說中國的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府任職多是“坐虛位”、“無實權”，成思危嚴肅地指出，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中國的民主黨派不是“政治花瓶”。
“在擔任化工部副部長的時候，我對自己負責範圍內的工作是完全有權作出決策的。現在作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負責證券法、農村金融的執法檢查。我和中共黨籍的副委員長一樣，也是獨當一面的。”他說，“目前有6位民建成員擔任副省長，都是有職有權。比如在廣東省擔任副省長的宋海就主管金融這樣的重要領域。”
成思危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富有生命力的。這一制度要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完善。隨着中國政治生活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這個制度會越來越發揮出其優越性，民主黨派也會越來越發揮出自己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