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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時評
用金錢、名譽和地位來確定一個社會羣體應當受保護，這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也難免有“嫌貧愛富”的嫌疑，也完全有可能出現“知名企業家”感覺越來越安全，而“大衆”的安全感卻下降的尷尬局面。
近日，重慶公安機關出臺了十條服務經濟發展的措施，明確提出將爲128位知名企業家提供專門保護，通過“保護知名企業家聯絡辦公室”，協調各級公安機關和各警種，保護企業領導人尤其是知名和民營企業家的生命財產安全。
“知名企業家”的衡量標準無非是財富的多少、社會地位的高低和影響力大小，用金錢、名譽和地位來確定一個社會羣體應當受保護的程度，這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也難免有“嫌貧愛富”的嫌疑。若“知名企業家”需要特殊保護，“知名專家學者”是否也要特殊保護？“知名影星歌星”是否也要特殊保護？到頭來，這是否會人爲製造出一批“特殊公民”？
更讓人費解的是，還冒出了一個“保護知名企業家聯絡辦公室”，可以“協調各級公安機關和各警種”。公安機關是國家機器，依法管理社會，現在卻要接受一個辦公室的“協調”，是誰賦予這個機構如此大的權力？當爲知名企業家提供特殊保護與國家法律法規有所衝突時，基層民警是聽“保護知名企業家聯絡辦公室”的？還是依法辦事？
重慶有3200多萬人，警力不足3萬，遠遠低於全國的警力與人口約萬分之十二的比例，一些基層派出所甚至捉襟見肘。到去年底，重慶5人以下的派出所還有數十個。在警力如此吃緊的情況下，卻投入人財物重點保護128人，完全有可能出現“知名企業家”感覺越來越安全，而“大衆”的安全感卻下降的尷尬局面。
重慶警方提供“特殊”保護的理由是，針對企業家的犯罪有上升的趨勢，因此需要特殊保護。的確，近年來綁架、勒索和傷害企業家的案件時有發生，但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不在於搞特殊保護，而是加強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降低犯罪率，提高公安機關防控能力。與普通人相比，“知名企業家”受到犯罪侵害的機率並不算高，他們自我保護和調集社會資源的能力比普通公衆要強。企業家感到不安全時，還可以花錢僱保鏢或者搬家挪窩；而普通人卻只有向警方求助，尋求幫助與保護。
相關統計也表明，普通人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比“知名企業家”大得多。目前，刑事案件中約80%都是“兩搶一盜”，即搶劫、搶奪、盜竊是當前最主要的犯罪。這些犯罪隨機性強，沒有特定的侵害對象，大多發生在街頭、社區，受害的也多是普通人。這些犯罪不僅侵害了個體利益，而且降低了公衆對社會的安全評判值和滿意度，更需要公安機關投入警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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