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社會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特別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我國應進一步完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不僅要保障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底層人羣的生存權利，更要爲他們提供公平發展的機會，滿足他們向“上”流動的發展訴求，建立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社會流動機制。
直面城市底層人羣的發展訴求
過去，各級政府往往注重溫飽的解決，認爲有飯吃有衣穿就能安撫底層民衆。但現在，這一羣體要求政府給他們一個公平發展的機會，幫助實現階層流動、提升社會地位。
半月談記者調查瞭解到，隨着最低生活保障、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相當一部分城市底層人羣的生存權利得到基本保障，他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與此同時，“發展問題”卻逐漸凸顯出來，而且越是底層的人羣發展訴求越強烈。
近年來，各地多次提高低保金標準，不斷擴大低保的覆蓋面，成都、重慶、西安三地主城區的低保金標準已達到了每人每月200元左右。如果按一家三口吃低保計算，每月有600元的收入，跟這些城市的實際最低工資標準接近，加上其他社會救助政策，維持基本生存不成問題。即使目前還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工羣體，要在城市中“活下去”也並不難。
目前，許多農民工從內心深處發出強烈呼籲---享受“市民待遇”。 據三地有關部門調查，有43%的低保戶認爲“靠個人努力不能改變生活狀況”，認爲“能”的佔13%；有43.5%的農民工認爲“靠個人努力不能改變生活狀況”，認爲“能”的僅有0.3%。據成都、重慶、西安勞務部門介紹，農民工現在希望政府提供免費的技能培訓，跟城裏人同工同酬，享受一樣的社會保障，有的農民工還要求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政治權利、在居住地應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等等。而對於低保戶，最迫切的希望是政府能提供就業崗位，特別是提供適合"4050"人員或殘疾人的就業崗位，給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改變命運的機會。
就業：底層人羣向“上”流動的支點
沒有充分而穩定的就業，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底層人羣就很難改變其社會經濟地位。據有關部門調查，城市低收入家庭與就業率之間呈正相關關係，城市低收入家庭就業率比平均數低了4個百分點左右，他們大多由於家庭主要支撐者失業或無業而造成貧困。陝西鋼鐵廠是西安首批破產國有企業，沒破產前有20戶吃低保，上個世紀90年代末工廠破產後，低保戶猛增到860多戶；2003年企業重組，部分人員重新上崗，一下就有600戶主動退出了低保。
擁有17億資產的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說，沒有就業，就談不上社會穩定和共同富裕---如果數量龐大的窮人很難通過就業改變生活狀況，這是十分危險的。尹明善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由於就業壓力太大，某省的省委書記親自出面邀請他和工商聯的企業家去辦廠，當地工人只要有每月300元的工資就滿足了，因爲他們不就業每月就只有100多元的低保。
成都、重慶、西安三地的基層幹部認爲，對於城市困難羣體來講，只要就業一個人，就可能改變一家人的命運。重慶沙坪壩區提出"每一個貧困家庭至少有一個人就業"的口號，將困難家庭成員按照就業能力等級、就業願望、就業技能，分爲"ABCDE"5類就業模式，進行有針對性的分類幫扶指導，目前已幫助65%的貧困家庭實現了就業和再就業。
基層幹部建議，當前應打破城鄉就業分割格局，建立以完善勞動力市場、就業培訓、再就業援助、就業優惠扶持政策、目標責任考覈體系爲主要內容的城鄉一體的就業新體系。針對無業失業人員、進城農民工等人羣文化偏低、年齡偏大、技能單一的特點，多開發公益性的崗位，落實企業增加就業崗位、加強就業培訓的財稅、信貸等有關優惠政策。
教育：社會流動主機制不能再“去公平化”
教育和因教育而獲得的技能，是現代社會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制。但近年教育的“去公平化”趨勢未得到真正扭轉，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的成本高昂，已阻礙了社會底層的人羣的向"上"流動。
成都、重慶、西安三地的城市調查隊近3年來的調查顯示，收入水平與受教育程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係，學歷越高，收入平均水平也越高，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人均收入是小學學歷的3倍以上，是從未上過學人員的9倍。但隨着教育收費的逐年攀高，一個大學生4年的花費大約爲5萬元左右，是低收入家庭不吃不喝至少5年的家庭收入總量。不僅城市底層羣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要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公務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父母職業、家庭收入、家庭社會關係等因素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明顯增強。
成都市人事局的最新調查表明，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公務員比例最小，僅佔2.8%，父母是“普通職工”的佔26%，而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據西安市民政局統計，西安有低保對象16萬人左右，占城市人口的5%左右，但2003年~2005年間，僅有3000名低保戶子女考上大學，爲解決其上學困難，民政部門對他們給予了一次性2000~3000元的資助，但低保家庭仍普遍反映高昂的學費難以承受。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胡光偉研究員認爲，當前中國教育的公平性惡化是造成“代際繼承效應”增強的重要因素。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石英說，自古以來，教育就是社會底層向“上”流動最重要的機制，越是社會底層人羣對子女教育越是重視，子女有希望，他們就不會絕望。爲了夯實和諧社會的基礎，國家應該保證全社會義務教育必需的資源，在目前公共教育資源十分緊缺的情勢下，公共教育資源的分配取向，只能是雪中送炭的普及教育而不是錦上添花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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