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歲的仝正國女士考取昆明理工大學津橋學院,成爲一名全日制大學生,進而引發了“58歲的老婦上大學是否浪費國家資源”的議論。不錯,現在的大學生,即使繳足學費,也享有不同程度的國家補貼。仝正國成爲正式的大學生,也確實可能擠掉了一個年輕人的位置。但是,她的行爲的意義,絕非可以用這樣短淺的目光來看待。拋開個人的權利不說,仝正國女士敢爲天下先的作爲,很可能爲二十年後中國的人口與經濟危機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
中國目前正在享受人口紅利: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貫徹,人口規模得到控制,未成年的被撫養人口減少;同時,由於過去巨大的人口底盤,人口的絕對數量還很高,勞動力資源充沛。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得益於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說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動力,絕不過分。
但是,在十年左右的時間,情況就會變化。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低生育率,會使中國迅速進入老齡化社會。仝正國女士正屬於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進入婚育期的一代人。也正是在那個時候,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在最近幾年開始退休。接下來三十年,一批接一批的獨生子女的父母退休。越來越少的年輕勞動力不得不養活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員。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因此進入負重跑的階段。
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是一個有決定性的制約因素。以日本爲例。日本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速經濟增長,一大動力就是人口比歐美年輕。到了90年代,人口急劇老化,經濟也幾乎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負增長。歐洲近十年經濟增長明顯落在美國之後,也是因爲其人口老化太快。
我們如何應付這樣的危機?首先,這個危機是無法逃避的。幹活的年輕人少,被撫養的老年人多,自然會制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過,應對得當,會減緩危機的強度。比如,美面在面對“嬰兒潮一代”退休所造成的養老金膨脹的挑戰時,正在考慮是否推遲退休年齡的問題。日本作爲老齡化最厲害的國家,也開始把大量退休人員返聘回來,甚至爲這些老年職工專門設計一些生產工具。一句話,越多的老年人出來工作,就越能減輕社會的負擔。
中國目前還處於勞動力過剩的時期,許多年輕人還找不到工作。但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以行政命令的手段突然改變了人口出生率,中國從勞動力過剩的年輕社會轉化到勞動力不足的老齡化社會的過程,要比上述幾個國家快,乃至沒有給政府和整個社會留出足夠反應時間。再過十年二十年,我們將面臨滿街白髮蒼蒼的老人。我們會發愁:誰來幹活養活他們?這些人能不能自力更生,發揮餘熱,自己養活自己?也就是說,到那時社會會挖空心思把他們請回勞動大軍。
可惜,退休的人,不是說請回來就能請回來的。首先,因爲目前的人口過剩和就業危機,我們的社會還在竭盡全力把年紀稍大的人擠出勞動市場,給年輕人騰出地方。有許多企業,四十多歲的職工就提前退休了。提前退休,就等於提前喪失勞動技能。以後在需要的時刻,也很難重返崗位。第二,提前退休,使整個社會在心理上未老先衰。比如這次對仝正國女士的報道,許多媒體就乾脆稱她爲“58歲的老婦”。如今在發達國家,你敢稱哪個58歲的婦女爲“老婦”?在那裏,人不過七十就很難沾上個“老”字。我看仝正國女士的照片,像個四十多歲的職業婦女。這樣稱呼她並不是媒體無禮,而是我們社會在心理上的老化。這種老化,會使人未老就覺得自己不行了,適應不了勞動紀律和和新技術帶來的變化了。第三,老年人即使重返工作崗位,畢竟也不能跟年輕人拼力氣。越有技術,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越能延長自己的工作年齡。比如美國的大學教授,現在大多幹到七十歲以後。但一個建築工人,過了五十就讓人擔心。更何況,現在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知識更新加速,需要不斷學習。學到老活到老,已經是現代社會必要的工作倫理。
從日本、東亞“四小龍”,到今天的中國,東亞儒家文化圈經濟起飛的一大優勢,就是勞動力大軍有良好的工作倫理:肯吃苦,不過分講價錢,守紀律,同時勤奮好學。但是,未老先衰的社會心理,卻可能使中國的老年勞動力在工作倫理上處於下風。不久前,在美國看到一位八十多的老人上了大學,在講上大學的目標時說是“要想清楚這輩子要乾點什麼”,好像是個十八歲的孩子。這樣老人有信心學新東西,更具備重返勞動大軍的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二十年後,我們全社會都會感謝仝正國女士的努力。她向我們證明:生活永遠可以重新開始,只要努力就不會落後。她會鼓勵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的父母,在六十上下還能學習新的東西,重新獲得勞動技能,爲社會做出貢獻。同時,根據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也正是這種心理年輕,退而不休的人,進入老年後容易保持身心健康,減小醫療費用,不拖累子女,這對一個人要養兩個老人的下一代,是多麼寶貴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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