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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紅軍長征究竟是一次倉促的戰略轉移還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戰略行動？
江西省贛南市黨史辦原主任凌步機說，目前史學界關於紅軍長征準備有幾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爲，中央紅軍長征是博古和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等人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情況下“倉促決定”的，沒有做必要的準備工作；一種則認爲中央紅軍長征是一次經共產國際批准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行動。
“我認爲，中央紅軍長征是有所準備，但準備不足。”凌步機說，1934年5月廣昌戰役失敗後，中央曾開會研究局勢。會議鑑於國民黨軍開始逼近中央蘇區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並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准。6月25日，共產國際覆電表示同意。
9月初，李德曾召集“各部隊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幹部到瑞金，通知撤退計劃。”
當時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曾回憶說，“這次戰略大轉移對於當時的中央領導核心來說，是早有準備的，所以不能完全說成是倉促行事。”他說，“大約在長征開始的半年前，就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
長征前任中央組織局局長的李維漢也曾回憶說，“1934年7、8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精神，讓省委做好轉移的準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幹部名單，報中央組織局……”
凌步機說，除此之外，紅軍還進行了大規模的徵集兵員、籌集糧款物資等準備工作。從1934年5月起，中革軍委號召在中央蘇區擴大紅軍5萬人。9月4日，中革軍委又發佈緊急動員令，要求在9月27日前動員3萬新戰士武裝上前線。這些兵員的補充，使中央紅軍擴充到了5個軍團。
據估計，長征開始時參加長征的人當中，大約有一半是新兵。
同時，廣泛開展籌集糧款和軍需物資的活動，使得紅軍在長征出發時，每位戰鬥員都能配備一支步槍，一把刺刀，4個或6個手榴彈和100發子彈。
爲了配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中革軍委於7月初命令紅7軍團在尋淮洲、粟裕的領導下，轉戰贛東北，與方誌敏領導的紅10軍會合，成立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皖贛；8月7日，紅6軍團在任弼時、肖克、王震的領導下突圍西征。
“從中革軍委對紅6軍團的一些電令來看，此時中央已選定了突圍的目標和方向，要沿紅6軍團西征路線實行戰略轉移。”軍事科學院長征史專家徐佔權認爲，期間，爲減輕中央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中央還利用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與其進行了停戰談判，爲爾後中央紅軍順利通過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
9月上旬，中革軍委指示中央紅軍各軍團在10月1日起組織好後方機關，加強運輸隊的建設。中央政府也對蘇區淪陷後的工作開始了部署。
爲掩護和策應紅軍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設立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任命項英爲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和指揮留下來的紅軍和地方武裝3萬多人堅持鬥爭，配合主力紅軍的行動。
徐佔權認爲，雖然進行了一定的準備，但由於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領導和指揮，紅軍的戰略轉移可以用“決策猶豫，準備不足，出動倉促”來形容。
10月6日，敵人攻佔石城。博古、李德等人匆忙決定提前一個月進行戰略轉移。徐佔權說，從蘇區到白區，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紅軍始終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動員和教育，許多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都沒有思想準備。紅軍部隊也沒有進行必要的休整和訓練，新建的軍團沒有進行整訓，許多新兵在長征出發後才陸續補入部隊，表現了不應有的倉促。這是造成紅軍長征初期遭受嚴重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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