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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於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圖爲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乾等在主席臺上。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舉國關注。全會公報指出，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圍繞與羣衆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全會提出了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並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作出了部署。對此，廣大人民羣衆充滿期待。
期盼遏制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記者李柯勇北京報道：孫國英，58歲，北京市海淀區居民，10年前從河北唐山一個鎮供銷社病退。老伴馬上也要退休了，兩個孩子已經成年，全家吃住不愁，她覺得自己生活還算幸福。多年來，她一直感到不平衡的是，同樣是30年工齡，爲什麼自己退休金只有600元？
她說：“還有養老費，我們企業窮，交不起，只能職工自己交，職工更交不起呀！養老費交得少，退休享受的待遇就低。”
在她看來，“這麼多年，一些人依靠國家的扶持政策，利用國家資源賺了大錢；而另一些人卻承擔了不合理的成本，成了困難羣體。”
六中全會提出完善收入分配製度，這給了她新的希望。這位37年黨齡的老黨員說：“現在經濟發展了，國家應該有辦法縮小貧富差距，社會主義制度好就好在它更能體現社會公平和正義。”
讓農民像城裏人一樣享受公共服務
記者張澤遠甘肅報道：大澇池村位於甘肅省榆中縣北部，已經連續四年莊稼因乾旱絕收，但村民沒有外出逃荒，因爲各級政府積極救災，加上免除學雜費、實施新型合作醫療等措施，農民災年不再爲生計發愁。
魏敦忠老漢說：“現在吃飯不成問題了，要是啥時候咱農民能像城裏人一樣，幹啥都方便，那該多好啊？”
今年8月，他的孫子得了急性闌尾炎，因爲交通不便，送到縣醫院有些耽誤，穿了孔。他說：“人家城裏娃得個闌尾炎，一般也不會被拖成穿孔。我孫子還算好的，去年鄰村一個娃也是這病，村裏連個機動車走的道都沒有，爹孃揹着孩子趕了20公里山路去鎮衛生院，結果腹腔都感染了，小病拖成了大病。”
村支書樑延慶說，六中全會要求“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村最需要的是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否則，最後弄得國家給農村的好政策都被抵消了。
擴大就業是和諧社會基礎
記者胡梅娟天津報道：鮑春玲，40歲，一身明黃色的風衣充滿朝氣。外人想象不到，她的就業之路充滿坎坷：十多年前，她從天津市電源設備廠下崗，當過飯店迎賓員，又搞非洲大雁養殖，幾經失敗，解決了孵化問題，又碰上禽流感，許多經銷商撕毀了訂單。守着滿屋子積壓的貨，她欲哭無淚。
十年就業路，鮑春玲體會了許多酸甜苦辣、人情冷暖。“苦惱經常有，一度幹什麼都沒興趣，甚至對自己喪失了信心，覺得自己是一個沒用的人。”她認爲，就業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只有全社會共同努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更多人在就業中豐衣足食，體會勞動的樂趣，社會纔會變得越來越美好。
如今她終於挺過了最艱難時期，正忙着準備開一家大雁特色飯店。在她帶動下，天津市北辰區有100多戶農民加入大雁養殖網絡，她還準備吸引更多下崗失業人員加入自己的事業。她說：“我自己是苦盡甘來，但是天津這個地方產業工人多，現在我周圍還有很多下崗職工在苦悶中徘徊。”
鮑春玲覺得，自己能夠走向成功，除了個人努力和堅持，更主要還是得益於國家出臺的多種鼓勵下崗人員再就業的優惠政策。
六中全會提出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她的理解是，讓大家從生活保障轉向就業保障，國家應當鼓勵實施“以創業帶動就業”的再就業政策。通過動員社會各種力量，採取培訓、小額擔保貸款等手段，讓沒有就業崗位的人走上就業之路。
願教育資源配置更加公平
記者肖春飛上海報道：葉峯，上海海事大學大二學生，一年多時間來，一直在浦東新區的民工子弟學校擔任志願者。
“沒有農民工，上海就不可能發展到今天，但是他們的孩子很多還不能享受城市教育資源。”葉峯說，“農民工的想法很淳樸，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走自己這條路”。
他了解到，上海市以接收進城務工就業的農民工子女爲主的學校有300多所，人數在20萬左右。跟以優質教育資源著稱的上海公辦學校相比，農民工子弟學校校舍簡陋，師資低下。
他說：“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絕大多數是從外地來的，一些教師甚至沒有教師資格證，而辦學校的老闆，很多人只是爲了賺錢，不會費很大力氣去提高教育質量。比如說，很多學校沒有替補老師，假如一個老師生病一星期，那麼這門課便會拖一星期的課。”
葉峯說，六中全會提出“堅持教育優先發展”，令人鼓舞，只是別忘了農民工子弟。現在上海已經出臺不少措施，緩解了農民工子弟讀書難題，但是，讀書仍是農民工子弟的一大難題，缺乏制度化解決辦法。比如，農民工子弟在城市只能接受小學到初中教育，高中怎麼辦？回到農村去？
希望看病不再難
記者王茜黑龍江報道：對於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哈爾濱市道里區尚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生周正紅有獨特感受。他76歲的老母親去年冬天患腦梗塞，到一家市級醫院檢查後，需要住院。由於他每月薪水只有1000多元，請不起一天50元的陪護，只好自己回家用藥治療。他說：“好在我是個醫生，要是別人遇到這種情況，豈不更難？”
這位從業20年的醫生認爲，目前醫療費用高很大程度上在於用藥問題。“比如青黴素，毒性很小，是很好的抗菌素。就因爲價格便宜，現在大醫院很少用，只有社區醫院用，一些老患者很歡迎，管我叫‘青黴素醫生’。”
周正紅說，“可是我有時候也很困惑，不知道當一名‘青黴素醫生’到底對不對，因爲長期開低價藥，醫院賺不到錢，發展受到影響。我們這個社區醫院經費很緊張，一些檢查設備都用了十幾年，房子只做了一次‘四白落地’的簡單裝修，還賒了不少賬。”
周正紅看到，醫療體制不順導致了惡性循環：大醫院經費充足，集中了優質醫療資源，患者蜂擁着往裏擠，“醫療紅包”“藥品回扣”等不良現象廣泛存在；而社區醫院不僅處境艱難，而且得不到患者信任。到頭來，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愈演愈烈。
六中全會提出“加強醫療衛生服務”，周正紅的希望是，儘快明確醫院性質，加大對基層社區醫院的投入，使之在整個醫療體系中，完成好首診分診作用，讓患者高高興興。只有合理的投入，合理的治療，醫院合理的發展，醫患關係才能和諧。
進一步暢通農民利益訴求渠道
記者蘇曉洲湖南報道：在湖南一個貧困山區縣當了11年鄉幹部的黃良輝，經歷了農民從負擔沉重到“無農業稅時代”的變遷。在他看來，除了讓百姓脫貧致富外，農村社會矛盾化解、農民合法利益訴求渠道暢通，也關乎“國本”鞏固與可持續發展。
他認爲，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家族等農村原有的社會管理體系已被打破。構建和諧社會，亟待建立完善新的社會系統組織，解決農民合法訴求渠道暢通問題。
六中全會提出“完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黃良輝建議，政府應該轉變執政理念，敞開大門迎接羣衆訴求。要設立方便的辦公場所和精幹的專業隊伍，及時掌握各自職責範圍內的羣衆意願，爲羣衆服務，有效地化解矛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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