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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毛澤東
在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前夕，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在整理相關資料時發現，紅軍長征對當時天津社會，特別是在青年學生和市民中產生了強烈反響,爲進一步促進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4年4月，由於黨內“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在紅軍長征初期，黨中央在部署戰略轉移的同時，制定了北上抗日的路線方針，並發表北上抗日宣言。同時指示各地黨組織積極配合紅軍北上行動，宣傳紅軍北上抗日的重要意義。在黨的領導下，天津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將紅軍長征的英勇事蹟在社會各界廣爲傳播，從而給各級黨組織和各階層愛國羣衆以極大鼓舞，爲進一步促進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長征在天津引起強烈反響
193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發佈祕密通知，做出《關於紅軍北上抗日行動對各級黨部的工作指示》。要求“各級黨的組織應該經過各種文字與口頭的宣傳，在羣衆中最廣大地解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的政治意義，證明中國工農紅軍與蘇維埃是中國唯一的武裝民衆的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者，解釋蘇維埃與紅軍一貫的徹底抗日的政策……”隨後，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和到達陝北後，相繼發表了《八一宣言》等重要指導性文件，提出了願與國內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部隊、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
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紅軍長征的勝利，在天津引起了強烈反響。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徵。這一時期，國民黨反動政府在加緊對紅軍圍追堵截的同時，在其統治區，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進行殘酷的鎮壓。儘管國民黨當局竭力封鎖消息，但天津廣大進步的學生、工人和各階層羣衆，在兩年多時間裏，仍然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到紅軍的一些情況。那時，紅軍還沒有使用“長征”這個名詞，而是稱“北上抗日”。這個時期，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緊緊依靠黨員和進步羣衆，利用紅軍北上抗日的有利時機，有重點地開展了宣傳活動，從而使黨員和人民羣衆很快了解了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部署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爲開展大規模的羣衆性抗日救國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紅軍長征初期，天津地下黨組織有了較快發展，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抗日羣衆團體。同時，天津的左翼文化團體也有了發展。爲配合紅軍北上抗日，中共天津市委出版了《天津衛》和《窮人生活》各一期。印發了《歡迎紅軍北上抗日》傳單1000份，並在主要街道和一些羣衆聚集區張貼，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在青年學生和市民中產生了強烈反響。
擁護紅軍北上抗日
1934年12月8日，在紅軍北上抗日和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影響下，“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天津分會”正式建立。這是由我黨直接領導下的一個羣衆性抗日救亡團體。在成立大會上，代表們紛紛表示堅決擁護紅軍北上抗日，併發出“北方新蘇區的建立與紅軍北上抗日的戰鬥相呼應”的新口號。天津一名織布廠的工人代表立即登臺演講，憤怒地列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情緒激昂地表示：“日軍欺負我們，現在紅軍要北上，大家去當紅軍，使我們走上光榮的道路”。最後，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擁護紅軍北上收回失地，工、農、學、商自動武裝起來，同紅軍共同對日作戰。當大會通過了致北上抗日紅軍的賀電時，全場掌聲雷動。
935年8月31日，中共河北省委機關刊物《火線》第四十四期，發佈了紅軍長征捷報。由於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止一切公開出版的報刊宣傳抗日，而《八一宣言》主要是通過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和其它途徑傳到天津的。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黨在天津的“特科”組織負責人南漢宸立即在黨員中傳達了這一消息和《八一宣言》精神，研究制定了貫徹《八一宣言》應採取的方針、辦法，從而爲天津全體黨員和廣大羣衆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與此同時，紅軍北上抗日和長征勝利的消息，在天津大中學校廣大愛國學生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這一時期，南開大學、北洋大學、南開中學等校進步師生，在地下黨組織的積極幫助、引導下，也祕密傳看《八一宣言》，使他們及時瞭解到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天津法商學院教師、共產黨員阮慕韓和中山中學訓育員周夢熊，不僅將得到的《八一宣言》借給學生們傳閱，而且親自到學生們中間講解宣言精神，宣傳紅軍北上抗日的重要意義。阮慕韓還向學生宣講方誌敏、尋淮洲、粟裕率領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事蹟。南開大學黨支部除在學生中間宣傳《八一宣言》精神外，還將美國進步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在學生中祕密傳閱。在紅軍長征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一些青年學生主動向黨組織提出到陝北參加紅軍的請求。
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在天津社會各階層中激起強烈反響，對天津各級黨組織和廣大人民羣衆是一個巨大的鼓舞。1936年5月3日，共青團中央在致全國學生的信中，深入闡述了紅軍勝利到達陝北的意義，號召：愛國學生們“要繼續的到民間去，要擴大宣傳和組織的工作，極端的注意把抗日的宣傳與當地民衆的生活聯繫。解決他們目前最迫切的痛苦。更容易使他們接受抗日宣傳，同時更容易把他們武裝組織起來。”按照這一方針，參加農村“義教”活動的天津愛國學生，在黨組織領導下，自覺地以紅軍艱苦奮鬥、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相互勉勵。北洋大學和三八女中的學生在王蘭莊開展“義教”活動時，以紅軍爲榜樣，在困難中鍛鍊自己的革命意志，培養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有些同學經過艱苦磨練，政治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其中不少人在暑期後先後加入了黨組織。此外，他們還在廣大農民中進行紅軍英雄事蹟的宣傳，使廣大貧苦農民從中看到了光明與希望。
文學作品宣傳紅軍壯舉
爲宣傳紅軍長征的消息，這一時期，許多進步知識分子紛紛以自己的所見所聞宣傳紅軍長征的英勇壯舉。其中，章靳以、吳組緗、李堯林(巴金胞弟)等文學藝術界知名人士，在當時由南開中學進步學生創辦的左翼文藝團體“野煙社”的刊物《野煙三週報》上，發表了許多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詩歌、散文、小說。“野煙社”是一個自發的進步文藝團體，其後，在“一二·九”運動時期第一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南開中學進步學生，曾經都是“野煙社”的社員。1935年1月10日，《野煙三週報》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著名作家吳組緗的描寫紅軍長征初期情況的散文《一個最最好的感想》。這是目前發現的天津發表的第一篇描寫紅軍長征的文學作品。據有關資料記載，這份刊物當時是由坐落在西北角的天津博古書局出版發行。博古書局經理是樑敬亭。這份刊物主要刊登一些鍼砭時弊、描寫勞苦大衆生活的小說散文作品，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它於1934年10月創刊，共出版了兩卷4期，第二卷第1期出版後即停刊。這篇散文就是發表在《野煙三週報》最後一期。當時臨近春節，該刊封面標以“迎春號”。吳組緗的這篇文章雖不足500字，但卻在天津市民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他們第一次瞭解了紅軍戰士在長征初期的真實情況。
吳組緗1908年生，安徽涇縣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後任中央師範學院講師、副教授，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此文寫成於1934年12月25日。作者在回家鄉探親時，親眼所見，認識了真正的紅軍，並得出了理性的結論——紅軍並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一把茅草鬍子，像戲臺上二花臉那樣的人。”他對紅軍的印象是，“他們的紀律很嚴，秩序很好。精神尤其可佩：不怕死，不想家，這不是容易的。”同時，吳組緗還把當時一些貪圖享樂的青年人與紅軍戰士作了比較，深有感觸地說：“我現在知道了除了這一類的而外，還另外有一種迥然不同的少年人。”從他們身上，吳組緗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前途，“不禁爲我們國家民族抱起很大的希望”，“這是我近來感想中最最好的一個”。在這裏，作者用“最最好”三個字，充分表達了他的激動心情。
長征推動抗日救國運動
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中華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國民黨反動派在加緊對北上抗日紅軍圍追堵截的同時，在其統治區，對左翼文化運動實施瘋狂的“圍剿”，對人民革命運動進行殘酷的鎮壓。1934年2月19日，天津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止249種進步文藝書刊發行。11日，中共天津市委遭受嚴重破壞，一些黨員被捕入獄，革命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就是在這種異常殘酷的白色恐怖下，一個年僅26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敢於寫出歌頌紅軍的文章，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天津博古書局能夠刊發這樣的文章，也是冒着很大的危險。它充分表明，在敵人嚴密統治下的天津，還有那麼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在追求光明與進步，在進行着喚醒民衆的崇高事業。
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給正在國統區興起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巨大的推動作用，爲隨後爆發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正如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紀念“一二·九”運動四週年大會上說的：“一二·九發生在紅軍北上抗日到達了西北之時，這說明一二·九學生運動和紅軍北上抗日兩件事的結合，這兩件事幫助了全民抗戰的發動。”（王凱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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