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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的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是我們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佈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
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歷史上，有現實和長遠意義的一件大事。
這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堅持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所形成的堪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相媲美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中共中央之所以以中央全會這樣僅次於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很高會議規格，來全面、系統解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這就是爲了給黨內外和國內外傳遞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信息，即：
此一重大命題，是從現在起到二○二○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四十五年內，我黨治國理政之核心理念。
此一重大命題，又是我黨在今後更長得多的歷史時期內，即整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內治國理政之核心理念。
因此，此一重大命題，實質上即是我黨在關於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一個首要基本理論和綱領問題上的核心理念。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所以是我黨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其理由是：
此一命題，基於經濟發展要求而又提到從總體上把握諸方面社會關係連同人與自然關係的高度，確實是一個提綱挈領、統帥全局的重大命題。
新時期以來，黨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爲綱，不再搞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把全黨工作轉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軌道上來，在此基礎上致力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先後着重從經濟、政治、文化方面明確界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又從同經濟、政治、文化相聯繫的狹義的“社會建設”方面界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中央進一步從包容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諸方面社會關係連同人與自然關係在內的更寬廣角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更加完整豐滿的鮮明概括。這就是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偉大實踐，鄭重提出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努力建設一個“全體社會成員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爲基本特徵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此一集中的理論表達，標誌着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的進一步大大深化。
這種深化，既是對歷史經驗的進一步科學總結，更是對新時期新階段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進一步總體思考。不僅要求進一步澄清由於過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強調“階級鬥爭”而來的某些深層次思維定勢和積習，而且要求面對新世紀新階段的種種新情況新問題，在“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這樣的層面上，達成新的深刻共識。
新共識的根本之點，是要求在清醒面對當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加快發展進程中諸方面社會關係急劇變動、社會矛盾集中暴露的基礎上，確認黨的根本主張——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此一核心理念主導下，進一步堅持把發展作爲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凝聚改革共識，堅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舉措，戮力改革攻堅，並且通過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穩健改革和體制創新、科技創新，來妥善處理各方面社會矛盾，保持和發展社會和諧，不斷地把和諧社會建設推進到新的水平和境界。
這就不僅大有利於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之協調一貫及對社會意識行爲之引導，而且大有利於黨和國家更緊密地團結和聯繫羣衆，更廣泛更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更能經受種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而立於不敗之地。
正因爲這樣，此一重大命題，就使黨能夠在領導中國由不發達國家到中等發達國家之和平發展的歷史大飛躍中，面對國內國際複雜矛盾而有清醒分析和核心理念，有必要的精神準備和明確立場，有一系列應對和化解的戰略思考和切實措施，同時能夠更有力地防止和克服在社會大變動中發生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爲，此一命題適應了我國社會之歷史方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黨之歷史方位(由領導人民爲奪取政權而奮鬥的黨、在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到領導人民長期執政的黨、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的深刻變化，把握了我國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體現了當代人類社會進步潮流，使黨站到了全社會、全民族、全人類範圍的道德高地。無論對於國內還是對於國際，此一重大命題均有資格成爲我黨昭示天下的戰略上和道義上的偉大綱領。
而且，我們還意識到，在當前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刻，在即將召開黨的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一年，以此命題爲主題，使我黨領導層獲得一次機會來較爲展開地討論我國現階段諸方面社會關係連同人與自然關係之整合和構建，把全黨思想進一步從對社會主義的某些片面和錯誤理解中解放出來，並從而進一步形成更加明確和實在的中近期“和諧社會”目標及有系統的方針政策措施，這對於落實鄧小平同志關於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各方面更加“定型化”的要求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李秀潭/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原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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