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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創造的人間奇蹟，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長征的勝利，爲中國革命保存了骨幹力量，使中國革命有了長期穩定的大本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領導；提出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主要內容的政治路線，促成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正是從這些意義上說，長征是中國革命事業的偉大轉折點。
爲中國革命保存了骨幹力量，使中國革命有了長期穩定的大本營。長征是以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失利、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拉開序幕的。先後踏上戰略轉移征途的各路紅軍，在征戰中深感沒有根據地作依託、失去蘇區人民支持就無法擺脫困境，無法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因而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根據地作爲立腳點。像最早以抗日先遣隊名義開始戰略轉移的紅七軍團，奉命前往浙江、皖南地區開闢根據地，他們與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後組成紅十軍團，繼續執行這一戰略任務，但在敵人重兵的進攻下，最後遭受慘重損失。中央紅軍起初的戰略轉移目標是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在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製定了在川陝甘開闢根據地的計劃，最終在榜羅鎮確定了與陝北紅軍會師奠基西北的方針。各路紅軍爲創建新的根據地進行了艱苦鬥爭，在長征途中一路斬關奪隘，殺出一條生路，最終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西北。紅軍進行長征，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到達陝北後，先後進行了東征和西征，使根據地發展到陝甘寧三省交界的廣大地區。1937年1月，中央領導機關移駐延安。此後，陝甘寧根據地努力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建設，爲中國革命保存了骨幹力量，同時使中國革命有了長期穩定的大本營。這對於中國革命事業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重大意義。
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領導。紅軍之所以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主要是由於當時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長征開始後，紅軍廣大指戰員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屢屢失利中逐步認識到，紅軍要擺脫困境，就必須糾正“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對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分析，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後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長征中，批判和糾正了長征初期機械教條的軍事路線，重新確立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正確軍事路線，從而爭取了戰場上的主動權；抵制和糾正了宗派主義的幹部路線，堅持和實踐馬克思主義政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正確地開展黨內鬥爭，加強和充實了紅軍的各級領導。長征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領導，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不僅是奪取長征勝利的基本條件，也是此後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提出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主要內容的政治路線，促成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長征中，紅軍一方面同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殊死的搏鬥，另一方面進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動員和準備，自覺肩負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責任。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同志針對民族危機的加重和中國革命的不平衡發展，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正確方針。隨後，毛澤東同志又在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日—25日)上提出：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要首先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繫，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爲《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後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政治路線的制定，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士氣，也最大程度地贏得了全國民衆的同情和支持，使各路紅軍被迫在西北尋找落腳點的被動轉戰，變成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發展和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到來的主動進攻。如果說衝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建立起新的根據地標誌着紅軍長征取得勝利的話，那麼，將中國革命由最低潮時的被迫轉移演變爲爭取中華民族徹底解放的新高潮，則是紅軍長征在更高層次上取得的勝利。(蔣建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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