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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大，非大門之大，而在於大師之衆、學問之博。部分高校不惜成本在基建項目上較勁比闊，折射的是追名逐利和捨本趨末的辦學心態。
上週，部分高校競相建造的天價豪華校門的報道，特別吸引眼球。
這樣的報道發端於好事者披露的“高校豪華校門排行榜”。其中最氣派的，莫過於山東聊城大學和江西南昌大學的校門，據說前者造價8000萬元成爲全國高校中“最大、造價最高的大門”，南昌大學的校門則以兩三千萬元的身價屈居第二。更讓人稱奇的是，好事者還言之鑿鑿提供現場照片。一時間，各類媒體迅速跟進，窮追猛打。
窮追猛打的結果，自然是一片闢謠聲：南昌大學出面說“校門的造價是180萬元，出現兩三千萬元的說法有可能是把校門以及校門附近的辦公樓一起鬍子眉毛一把抓的結果”；而聊城大學則“澄清”說“校門的真正造價是300萬元，”校門建28根大立柱，是爲了“象徵學校有28年的歷史”。這樣的解釋是否正了視聽、冰釋了公衆的疑慮？不得而知。筆者想說的是，且不論造價多少，僅這些“上榜”校動輒十幾畝的佔地規模看，就存在鋪張浪費的嫌疑。
衆所周知，目前高校基建資金，絕大部分來源於銀行貸款，償還貸款的惟一渠道就是辦學收費。有統計顯示，我國23%的在校大學生家境貧困，需要依靠國家助學貸款和各種社會救濟才能順利完成學業。一方面，每年有大量的貧困學子爲如何支付高昂的高校收費而苦苦掙扎；一方面是相當數量的高校不惜成本在大門建設上高額投入。大學作爲教書育人的專門場所，究竟指望這樣的“臉面”和窗口表達什麼樣的辦學精神？能向學生傳達的是怎樣的爲人處世之道？
豪華校門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更深層原因還在於這些年來，公衆對高等教育水漲船高的收費和教學質量滑坡的不滿和擔憂。近年來，部分高校打着教育產業化和建一流大學的旗號，熱衷於擴招，熱衷於跑馬圈地。教學質量和學術成果成爲可以敷衍了事的項目，倒是佔地規模、高樓大廈的多少和門面的氣派程度，成爲一些高校互相比拼、較勁的東西。難怪有人追問：要是能把建豪華大門的幾百萬上千萬元資金省下來，“能解決多少貧困學生的問題？能解決多少面臨輟學學子的燃眉之急？能改善多少實驗室設備緊缺問題？能引來多少優秀教師？”如此捨本趨末的辦學思路，必然引起公衆對高等教育乃至國家、社會前途的擔憂。
最近拜讀楊福家院士關於建設一流大學的撰文。這位曾任復旦大學校長、後來遠渡重洋任英國諾丁山大學校長的學者，通過中西著名大學不同辦學理念的比較，對國內部分高校企圖通過高校合併和跑馬圈地來爭創“世界一流大學”的思路憂心忡忡。他追憶上世紀初北大蔡元培校長的辦學理念並強調道：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非大門之大，非佔地之大，而在於大師有多少，學問有多大。而學問和大師的產生，在於基本的教學理念——把學生的大腦視爲只能靠灌輸充盈的“容器”，還是需要被激發、鼓勵的創新“火種”？
高校離開了濃厚的學術氛圍，校門再大，也難以培養出高素質人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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