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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經濟學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最近撰文指出，中美潛在的衝突不僅是因爲兩國經濟發展模式各異，而且還與文明和價值體系的不同有關。當然這不一定會發展成“文明的衝突”，但這方面的競爭將不可避免。俄《政治雜誌》週刊最新一期刊登了波波夫的這篇文章，題爲《“北京共識”和文明的競爭：“亞洲價值觀”與21世紀中美關係》。
“北京共識”倡導包容
“亞洲價值觀”是團體利益(村莊、企業、民族和國際社會)優先於個人利益。這種價值觀常常與西方價值觀發生衝突，後者的基礎是神聖而不可剝奪的人權。按照西方價值觀，人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剝奪，哪怕是爲了實現社會最高福利。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提出的原則是，民主價值觀與人權具有優先重要性。根據其所著的《正義論》一書中的觀點，包括政治權利在內的人權“不可能是政治交易品”。
另一方面，“亞洲價值觀”(常常能在儒家學說中找到其根源)的護衛者堅持認爲，社會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在他們看來，原則上可以爲了社會最高福利，如爲了實現穩定的高增長率和社會平等犧牲個人政治權利。新加坡前總理、“亞洲價值觀”的擁護者李光耀之所以捍衛專制統治模式，原因就是這種模式對取得經濟成就非常有效。
從“亞洲價值觀”的妥協原則(爲了實現社會最高福利)中引申出的另一條原則是，容忍各種形式的社會制度，尊重選擇和嘗試，理解爲了團體(民族、文明)的生存與繁榮，放棄一切意識形態和各式各樣的“主義”。這種寬容性與美國的侵略性和將世界簡單劃分爲“我們的”和“你們的”是背道而馳的。
中國領導人不干涉別國內政，不教訓他人——即使是在提供物質幫助的時候——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從不附加任何條件。中國不對其他國家實施制裁和禁運，認爲這在原則上是不妥當的。甚至在與臺灣關係中，中國始終致力於發展同它的經貿和文化聯繫，而恰恰是臺灣對此百般阻撓。迄今爲止，臺灣幾乎沒有來自大陸的任何投資(臺方禁止大陸投資)，而同時臺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額已經達到1000億美元。
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孫子曾經說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過去和現在的中國統治者似乎比他國領導人更好地實踐着這樣一條準則——以自己的榜樣力量確立領導地位。用《紐約時報》前專欄作家喬舒亞·雷默的話說，中國可能正在成爲“不對稱超級大國”。他提出了著名的“北京共識”一詞。“北京共識”的特點是，對私有化和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主張全球化不應破壞國家主權和國家發展模式。雷默寫道，“中國沒有模仿擁有大量武器、對其他世界觀難以容忍的美國式超級大國，而是以自身模式的榜樣作用、自身經濟體系的影響力和對國家主權的堅決捍衛來獲得世界影響”。也許，“亞洲價值觀”中恰恰包含了中國的文明和國家觀念經久不衰的祕密。
展現靈活耐心特點
中國不僅是最古老的國家之——其文化的繼承性從未中斷——還是2000多年來(除去最近幾百年)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中世紀，中華文明實際上是爲數不多沒有喪失對自身根源繼承性的最古老文明之一。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阿拉伯哈里發政權和蒙古汗國在入侵者的鐵蹄中紛紛倒下，而中國則不斷進行着自己的朝代更替。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就世界領先，只是後來才把第一的位置讓給了英國，但現在一切似乎又重回它手中。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表現出了比通常認爲的更大的靈活性和耐心。當1949年共產黨將國民黨趕到臺灣並快要打到香港時，沒有什麼可以阻擋他們一舉拿下香港，殖民者做不出任何軍事抵抗。就在此前不久，毛澤東沒有聽從斯大林的意見，後者建議他不要讓部隊南下，不要越過長江，不要攻打南京國民政府。試想如果毛當時採納了蘇聯建議，中國現在就可能像朝鮮半島那樣分裂爲兩個部分。然而當快打到香港時，毛澤東突然決定停下來。據說，他作出這個決定只是想看看香港會發展成什麼樣。顯然，他希望獲得自由的中國將證明自己在與帝國殖民地經濟競爭中具備的優勢。
但結果正相反：香港迅速成爲了亞洲最富裕城市之一，生活水平甚至超過宗主國英國。然而，毛的決定裏肯定既有精密的謀算，也有即興而發的創意，還有戰略上的遠慮。即使是在饑荒最嚴重的“大躍進”年代，中共還是嚴格按照簽署的條約，派軍用列車將糧食從廣東運往香港。中國後來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有了香港這個樣板。
兩種模式將有競爭
總的來說，“亞洲價值觀”可能比新教徒宣揚的“個性自由和人權”對其他國家更有吸引力。畢竟中華文明已經存在5000年了，唯有它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曇花一現。中國近幾十年的重新崛起使得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落後局面只被看成是“一時的發展困境”。
今天被稱爲“亞洲價值觀”的東西，在19世紀新教出現之前就是全人類的通用法則——此前根本沒有個體利益優先於社會利益之說。
一段時間內，人們認爲將自由和人權放在第一位的西方能夠在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趕超其他文明，因此只需效仿西方，就可取得同樣的成就。但戰後東亞，尤其是東亞的中心中國的崛起使我們認識到，爲文明的競爭畫上句號還爲時尚早。
21世紀中美這兩個國家將會形成怎樣的關係？有幾種可能。如果中國與西方衝突能夠按美國希望的那樣解決，中國的高增長速度將放慢，美國還將長期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但這種地位勢必意味着繼續在全球範圍內傳播自由發展模式和西方價值觀，這會引起其他地區的不滿——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衝突會更趨激烈。
如果中國繼續保持約10%的年增長率，那麼二三十年後，它將成爲不是與美國並駕齊驅、而很可能是取代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問題在於，東亞發展模式和“亞洲價值觀”將會如何：它們或是被傳統的西方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取代，或是正相反，逐漸推廣到全世界，包括美國。當然，也不排除在兩種模式和價值體系之間實現某種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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