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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低級穩定：“文革”末年的經濟生活
一位1976年乘坐中國民航巴黎到北京航班的華僑乘客這樣描繪當年中國民航的客機:機艙沒有開足暖氣，和當時國內居住習慣有關，急救須知和氧氣口罩都以中文說明爲主。
穿藍制服梳小辮的服務員不說女士們、先生們和任何客套話，而是說:“同志們，旅客們，飛行途中請注意以下事項，一……二……完了。”結束飛行的時候也不會說“歡迎乘坐××航班”，而是直接站在機門口。這些都被認爲是“好的民航”，因爲講究“職業不分高低貴賤”。
儘管如此，《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作者驚奇地發現，在偉人的死亡和地震等災難接連不斷的1976年，經濟遭到的破壞比起1966、1967年的動亂年代要小得多，主要原因是:“中國工廠已經習慣在極低的管理水平上低級運轉，各級領導層完全沒有任何人願意承擔責任——中國經濟只不過在低級的標準上穩定進行。”
變模糊的傳奇：風波中的鳳凰自行車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報》上刊登的河南嶽縣天然油石廠的“天然油石”廣告成爲“文革”中最後一個廣告，“文革”期間再無廣告出現，一直到1979年，廣告纔在媒體上恢復刊登。但是鳳凰自行車不用廣告，整個70年代，它是當時所有家庭的“大件”夢想，中國最出名的自行車名牌肯定是“鳳凰”，“文革”前的評比中它已經連續多屆獲得第一名。
已經70多歲的沈德出總覺得，自己一生中最輝煌的經歷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車工作，而最複雜的經歷也是那段——1976年的鳳凰自行車廠反覆出現“大事件”，而隨着大事件，他也一會兒上天，一會兒入地。
“那時候走在家門口的弄堂裏，我穿着最時興的灰色的確良襯衫，連里弄主任都熱情地招呼我。鄰居們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實那時候我也就40多歲——目的還不是看看我有沒有辦法搞到自行車票。”30年過去了，他還住在老弄堂裏，家中傢俱顯得陳舊，頭髮卻還是梳得油亮。周圍的新鄰居早就不認識當年這個弄堂裏最輝煌的人，昔日榮光一去不復返。
1976年，當時在第三自行車廠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換貨”風波。“當時鳳凰的質量已經靠不住了。整天搞運動，全廠基本上沒心情提高質量。”
沈德出當時負責處理要求換貨的來信，北京西單自行車商店第一季度鳳凰的換貨率是38%，而且要求換的都是自行車最主要的部分，車架、車圈、車把和前叉，即所謂的“四大件”，而他處理直接寄到工廠的來信，“一個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換貨”。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語言全部客氣得很，因爲如此緊俏的物資，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沒有一封敢於提及退貨，全部是謙恭地要求“偉大的工人師傅幫助我們”，把某個重要的部件換掉。
相比之下，國外市場就沒有這麼客氣了。1975年10月，外貿簡報上刊登《出口自行車質量下降嚴重》，遭遇國外的大量退貨，主要是電鍍裂紋和防鏽差，“零件精度下降，車架管子彎曲”。簡直渾身都是毛病，以至於當時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李先念專門批示自行車三廠要“限期解決”。
“剛剛抓質量沒幾天，就停了。”8個質量攻關組全部解散。沈德出還記得，王洪文提拔起來的當時的上海市委副書記王秀珍親自帶隊來工廠，“她是紡織女工出身，據說當年她的工廠和王洪文所在的工廠只是一牆之隔，她曾經帶領女工造反派去支援王洪文，她的嗓門又尖又大，向我們宣佈根本不用改進質量，因爲王洪文說了，誰說質量有問題就是攻擊上海，是往上海100萬產業工人臉上抹黑”。王秀珍的報告傳達下來:“攻擊自行車質量是假，攻擊文化大革命是真。”
當時被派遣到上海輕工業局當局黨委副書記和革委會副主任的是馬振龍，他原來是上海搪瓷機修廠的工人，臉很長，一直跟着王洪文造反，王管他叫“馬頭”，因爲輕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裏，雖是副職，但那裏的老幹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輕工業產品手錶、罐頭、糖果、照相機、錄音機帶到北京去送給王“試用，試吃”，而王洪文則將一把上海手錶裝在口袋裏，隨時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會堂的女服務員。
馬振龍派了蹲點組到了自行車三廠來檢查，解散了質量攻關小組。“清倉翻箱”，廠房狹窄的自行車三廠因此而停產三天，質量問題不了了之。
不僅僅是各種政治運動的影響，當時中國自行車的質量確實也存在落後的地方，沈德出記得，整個三廠沒有流水線，基本上還是一個個機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現上海師範大學老師、1976年在上海汽車齒輪廠工作的蕭功秦也深刻地感覺到中國的工業落後，他們的廠在上海閔行，也是大廠，一個車間就有3000平方米，可是大家全部是站在車牀前生產，有次廠裏放日本豐田汽車的內部資料片，“我們全部都傻了。那纔是自動化生產”。他覺得，在矇昧無知的狀態下還好，反正也沒有比較。可是一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什麼樣，就極其痛苦。
“鳳凰”永遠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所以工人們要常常加班。“加班其實也沒有獎金，最多有點加班補貼，2毛錢，吃碗一毛錢的肉湯陽春麪外還節餘1毛。”因爲加班多，整個第三自行車廠的工人中洋溢着普遍的自豪感。拿補貼，是當時工作的人的最“重大”的外快，復旦大學教授、當時在上海一所中學當老師的葛劍雄，還記得當時各項補貼控制嚴格。當時他經常出差，坐火車時，晚上23點後到第二天6點，如果沒有坐臥鋪，可以拿“無臥補貼”，但是一定不能早於這時間下車，哪怕夜間3點下火車，也沒有這項補貼了。出差有2毛錢的誤餐補貼，“覺得這筆錢真多”。
當時供電不正常，結果自行車廠九車間自動調整班次，搞了些靈活時間，有“彈簧班”、“交叉班”什麼的，結果在一季度全上海工業生產值下降的時候，九車間產量反而增加了7%。
1976年4月，九車間的情況被上海市領導馬天水發現了，馬雖是“文革”前的老幹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關係。他說:“我們發現太晚了。”覺得可以把九車間樹立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典型。沈德出還記得，九車間的人被要求寫了一個又一個的報告，到市委去參加試講，但是總是被退回來。說不要強調怎麼靈活地避開停電，明確說要強調“批鄧”——“我們車間人傻掉了，只能說自己覺悟不夠。”
市委親自出馬，九車間本來組織的“抓革命促生產大會”，被改成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會，結果電影廠、報社、電臺、電視臺都來了，從4月到7月，這裏來了700多個單位參觀。一直宣傳這裏是“與鄧小平對着幹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會上說，講講克服困難搞生產就夠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沒想到被人彙報上去，結果廠“革命委員會”找他談話，讓他進學習班。“不許家裏人看我，只許他們一天送兩頓飯。好在我根正苗紅，最後說我是思想落後，把我放了。”放出來後他才知道，九車間已經成了全國聞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典型，7月份的全國計劃工作會上，上海向國務院和李先念等人開炮，27炮中，有兩炮是關於九車間的。“當時大家就很震驚，覺得很荒謬，那時候已經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大家早已經沒有政治激情了，沒有人覺得這值得驕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沒等三個月，“四人幫”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件事，是恢復生產仿造英國的小輪車，“文革”時期這種車停產了，因爲被人說成是“阿飛車”，而鳳凰的商標也可以放心大膽地使用，“文革”中有幾年，鳳凰商標被說成是反動圖案，不少人爲了防止自己的商標被撬掉，用紅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車。
票證控制下的生活
“其實那時候我很難弄到自行車票。”在車間工作的沈德出說。當時自行車票控制極其嚴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業局和供銷社的人，自行車廠只有特殊部門工作的人，例如後勤部門，才能拿到自行車票。
錢菊英的父親當時是上海自行車廠的食堂採購員，她還記得父親有天回家的得意狀態:“領導把他叫去，說現在菜場的肉和魚都要憑票供應，很難保證買到，所以廠‘革委會’決定每月給他一到兩張自行車票，專門用來與菜場領導保持友好關係，解決廠裏職工的伙食問題。”父親回家後就把自行車票鄭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櫥的玻璃板下面，不許孩子去摸，她記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貨的自行車票，上面印着一個月的期限，“每券一輛，過期作廢”。
當時肉票和魚票都是隨購糧本統一領取，但是豆製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場頒發的，錢的父親採用“以票換票”的方式，不僅給食堂辦了大量貨，她們家在短短的幾天時間裏，“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連鄰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對我爸爸都是笑臉相迎。”
當時自行車、手錶和縫紉機有所謂的“三大件”之稱，是每個準備結婚的家庭的必備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這樣的，由商業部門統一分發給各個單位，各個單位再把手中的幾張輪流發放給自己的職工。“一個1000人的大廠每個月也就三四張，大家輪流來，後來就有些人採用交換或者購買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車票和手錶票最值錢，一張手錶票可以換取10斤雞蛋和若干斤糧票。上海市的票證收藏家邵根才覺得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來說毫無價值的票證(買東西還要出錢，票證只是購買憑證)，卻獲得了很高的價值，當時另一種搶手貨是全國糧票，因爲全國糧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換取的目標。
父親江蘇老家的親戚也跟蹤而來，當時父親已經積攢了幾張票了，老家的親戚知道父親“發達”了，委託父親的叔叔前來辦事，託父親購買自行車。叔叔給父親帶來了幾隻雞和很多土產，說這是老家親戚們集體託他帶來的，父親則爲叔叔準備了兩張票。
之後鄉下親戚常常來走動，也有人和父親說，鄉下親戚在投機倒把，把上海自行車弄回去，每輛至少加50元再賣出去，但是父親不聽，他很享受那種受到尊敬的感覺。她還記得9月份毛澤東逝世的時候，父親的叔叔一邊哭着一邊把新自行車運輸回鄉的場景。“印象特別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還不忘記很細心地把自行車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從60年代就開始有意無意地收藏票證，他的幾套票證都被上海市檔案館收藏展覽，比如從1960年到2005年的電費單，1959年到1990年的購糧本等。他還收藏有1963年的華僑特供的“0.1塊肥皂票”、“3錢魚票”，“五分油票”，他笑着說:“大概是切成魚片買，否則無法想象3錢魚怎麼購買。”五分油則是半錢，應該是用筷子頭蘸的方式來賣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購物券，計量單位是“一點”，什麼算一點？即使是收藏專家，他也無法解釋所有的票證用法。
邵根才所擁有的1976年票證是這樣的，最重要的還是購糧本，當時糧食控制極其嚴格，每過一段時間就根據家庭人口變化發放新的購糧本，而且上面購買的地點都有詳細規定，“不能到另外的糧店購買”。控制糧食流通就相應控制了人口流動，因爲糧票的發放是要和購糧本結合起來的，所以去哪裏領取多少糧票都有詳細記錄。農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城市來，就是複員軍人在轉業期間，也要拿專門的轉移證明，上面寫着以往的糧票領到哪一天，“地方可以酌情減少糧食供應”。因爲部隊糧食定量高，每月45斤。轉移證明上的標語是:“不吃老本，再立新功。”
葛劍雄那時候經常出差，他還記得當時控制各種票證的嚴格，“要出差的時候，就拿着單位介紹信，把家裏的糧票換成全國糧票，而且換的時候要交油票，因爲全國糧票裏面含有油票”。
邵根才擁有一套同一地區12個不同年代的購糧本，1976年，上面的毛主席語錄改成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還有熱天防止飯餿的辦法，這樣的字眼在1980年的糧本上才消失。糧本上有詳細的糧食定量，體力勞動者最高，重體力勞動一個月平均下來有45斤糧食，而腦力勞動者只有29斤——甚至比中學生還要低。
他收藏的1976年另外一些票證是:產婦衛生紙票，憑票供應衛生紙肆刀;布票，上面印刷着“備戰備荒爲人民”;補助蚊帳專用券，是專門給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使用的;三五牌木殼檯鐘的購買票等等，涵蓋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因爲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所以1977年春節上海市商業局“革命委員會”發佈通知:要把春節特供當“政治任務”來完成，當年春節每家每戶可以多供二兩油，可以購買七兩赤豆，三兩半花生和若干海蜇。當時小戶最合算，因爲是按家按戶分配票證的，而大戶平均下來東西就少了，所以不少人想方設法把自己家戶口弄成小戶，但是戶口是按照房子走的，所以“得逞”的並不多。
最早的倒買票證者收購的是香菸票，因爲有些人不抽菸，所以煙票的餘額最多。葛劍雄記得當時有浙江的老太太挎着小籃子，裏面裝着雞蛋，在弄堂裏偷偷摸摸地換煙票，牡丹、大前門等好煙是紅色票，所需要的雞蛋也就多。後來又出現了拿塑料盆、糧票等來換煙票的，浙江鄉下一向人多地少，那裏的農民，即使是在嚴酷的1976年，也在想辦法爲自己賺取一點點利潤。
當時上海通往市區的各條道路上都設有陸路檢查站，防止外地人拿物品進上海交換，“破壞經濟秩序”，葛劍雄他們經常利用外出學農的機會，在當地購買一些更便宜的肉和油，就在那裏大吃一頓，因爲想帶進上海太難了。
巴金的兒子、小說家李曉當時在浙江農村插隊，他在小說中描繪了浙江農民和知青是怎樣結合起來在當時的票證控制體系中尋找漏洞的，當時社辦工廠已經出現，不少能幹的知青被委派爲推銷員，去上海推銷產品，他們帶來大量的農村地區積攢的糧油票，用於賄賂城市裏的工人階級——浙江鄉辦企業的前身出現如此之早。
標本和非標本：大慶和中國鄉村
“工業學大慶”的口號在1976年仍然使用，《紐約每日新聞》的記者奧尼爾在大慶採訪，他和另外16家美國報紙記者是獲准第一批來這裏的美國人。他感覺這是一片“寒冷而不友善的土地”，氣候惡劣，野獸出沒。但是這裏的女職工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婦女們正在運送一筐筐石頭，用手工再把它砸成小塊，來鋪設新的公路”。
大慶婦女開採隊都是18歲到25歲的單身的前紅衛兵學生，她們一起住在營房裏，一同在公共澡堂洗澡，一同參加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她們以一種幾乎像宗教那樣的熱情工作。”
她們的隊長，一位“生機勃勃、能說會道的漂亮女人”告訴他:“我們能在井上工作，我們也能種田，我們能唱革命歌曲，我們也能打仗。男人能幹的我們也能幹。”奧尼爾覺得她們不是在騙人，因爲婦女們的油井在4年內生產了170萬噸原油。她們除了開採之外，還種植了大量蔬菜，而且還積極進行民兵訓練。
奧尼爾看見她們穿着肥大的綠制服，在嚴肅地打靶。他不明白，是什麼東西激勵着這些女人，從中國的各個地方來到這個沒有福利、充滿艱苦的荒涼草原上。在那裏，人們給他講了落後婦女改造的故事。一個落後的個人主義的婦女，經過組織的批評幫助(他註明自己不知道是怎樣指出她是落後的)，成爲克服了一切個人主義思想的“鐵姑娘”。
奧尼爾不知道，其實那時候的大慶相比起別的企業來，已經算福利相當好的了，他記錄，當時工人工資從19美元到55美元，並提供公費醫療、免費交通工具、水電和住房，如果夫妻倆參加工作，則“生活還不錯”。大慶因爲是中國人自力更生的典型，一直是中央鼓勵各地工廠學習的榜樣。事實上，由於當時各行業工資水平相差不大，所以在工廠工作是非常讓人羨慕的，在中學工作的葛劍雄就羨慕工人，他們不用一天到晚政治學習，福利很多，可以發草紙、肥皂，夏天有冷飲，冬天還可以在工廠的公共澡堂洗澡。“在1976年的住房狹窄環境裏，能在工廠的浴室淋浴當然是奢侈行爲。”當時在房管所、商店工作的人因爲能接觸到緊缺物資，更讓人羨慕。
當時在上海汽車齒輪廠工作的蕭功秦有段時間少吃不用，積攢了200元，花3個月時間專門去甘肅探親，看望在那裏的哥哥，“在當時就算是豪舉了，這樣出門非常艱難，比現在出國還要慶幸”。當時沒有什麼追求，大家都掙一樣的工資，所以是“均貧主義”，也不希望在“金錢”上能出人頭地。他借了朋友花8元錢在抄家物資裏買來的一個蘇聯相機，就上路了。當時農村的貧苦讓他吃驚，在山西，一個柿子只要一分錢，母雞1塊錢，一隻羊12塊錢。甘肅比較富裕的隴西地區的農民也窮得可怕，有一家全家財產加起來只有16元，沒有被子，用牛皮紙袋當鋪蓋，一家人只有兩條褲子，誰出門就該誰穿，更多的時候是睡在家裏。穿着藍色卡其衣服的蕭功秦被當作當地穿得最好的人，引起圍觀。1976年變幻不定的政治氣候沒有給蕭功秦更多影響，反倒是1977年一位中央領導人的“五七指示”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指示要求把中國變成一個“大公社”，大家都要學農學工。“因爲本來以爲1976年10月後，中國可以擺脫烏托邦式的幻想了，結果沒想到又出了這麼一個東西。”幸虧後來就沒怎麼提起了，但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976年4月，到常州出差的葛劍雄睡在大通鋪上，當時正好發生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四五事件”，出差的外地人很多，大家都在罵張春橋，罵上海，覺得都是上海的張春橋在搞鬼。葛劍雄躺在大通鋪上，不敢說話，怕暴露自己是上海人，其實他的心裏異常苦悶，不知道哪一天，中國的狀態纔會改變。
1976年，上海的愛民食品廠併入了冠生園食品廠，大白兔奶糖由原來的日產1噸變成了日產4噸，這種糖果自從1972年問世以來就很受歡迎，被作爲禮品送給了來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圓聽罐裝的大白兔圖案還作爲美國當年的復活節吉祥物。那時候的著名糖果還有上海奶糖和結漣、百花奶糖，6顆上海奶糖可以衝成一杯牛奶，號稱當時營養最豐富的糖果之一。
上海手錶廠也在瘋狂擴大生產，不管出廠什麼樣的手錶都不愁沒銷路。70年代開始，爲了追求生產速度，上海不少工廠把從前的辦公室、生活房全部改爲廠房，上海手錶廠廠房沒法擴大，就搭建了54個閣樓來生產手錶，1976年年產500萬隻，“上海輕工業志”總結:涸澤而漁的市場行爲使上海手錶行業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呈現疲軟，80年代全行業滑坡。但是在1976年，手錶還是一票難求的結婚必需品，手錶廠的機器聲在那個年代也徹夜轟鳴，只停止了幾天，悼念毛澤東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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