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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回憶錄《抉擇:我的政治生涯》上月26日上市發售。
施羅德自1998年9月27日擊敗連任了16年的科爾當選總理，至2005年11月22日以微弱劣勢敗於首位女候選人默克爾卸任總理，歷時7年有餘。在戰後61年的歷史上，施羅德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三位聯邦總理。社會民主黨前總理威利·勃蘭特在位5年，赫爾穆特·施密特在位8年，施羅德的任期介於兩位前任之間，不算寒磣。《明鏡》週刊認爲，施羅德在任期間幹得有聲有色，“從來沒有讓德國人感到無聊”。
在回憶錄中，施羅德記錄了他擔任總理7年來的一些重大政治決策和一些有趣的內幕。
重視德中關係
我作出決定，每年至少訪華一次
1998年秋擔任總理後，我計劃首次正式訪華的時間是1999年5月。訪華各站早已確定，代表團成員也已確定。我不想因爲那個事件(注：以美國爲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事件)而放棄我們已精心準備的會談和參觀日程。
不過，代表團的行程有所推遲，我只帶了施泰納和海耶二人(注：前者是總理外事顧問，後者是總理府新聞發言人，均爲施羅德的親信)，前往北京進行爲期一天的工作訪問。飛過去10個小時，停留短短几小時，返程又是10小時。但是，此次訪問對我非常重要。我認爲，我應當作爲(北約)聯盟代表就那個事件坦誠、公開地向中國政府表達歉意。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保住顏面。在同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中，我得出了這樣的印象：我的道歉並非沒有效果。中國的媒體對我進行了相當大規模的報道。中國在巴爾幹地區繼續保持中立的立場。
原本可以取消的訪華之行，在我看來是制定對華新政策的切入點。因此，我想在這裏離開主題寫一點背景情況。在我就任總理之初，我就十分重視改善德中關係。因而我作出決定，每年至少訪華一次。作爲全世界出口能力最強的德國，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當然具有最最重要的意義。德中經貿關係的成就令人印象極爲深刻：在1999～2005年間，貿易額增長了兩倍，達到600多億歐元。我堅信，經濟交往的新需求會促進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經濟的迅猛增長帶來的現代化衝擊，也會加速中國社會、尤其是各個城市的開放。
然而，經濟合作僅僅是德中關係的一部分。中國在近年來已發展成爲一個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國家，中國在運用其影響力時是十分負責任的。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以及在克服亞洲金融危機時。未來，無論何種重大的全球性挑戰——例如保護氣候、能源政策和保衛和平方面——離開中國都無法應對。因此，我歷來一直支持這個國家的(世界)多極化政策的努力。
歐盟也就與中國發展戰略伙伴關係，並在所有領域擴大關係作出了決定。德國的中國政策從來沒有違背過歐洲戰略，即使在是否應當解除對華軍售禁令的激烈討論中(1989年歐盟作出了大範圍制裁中國的決議，但是過了短短几個月後就解除了其他制裁，只是象徵性地維持着軍售禁令)。
在時隔幾乎20年之後，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領導人認爲軍售禁令是一種歧視，於是歐盟決定努力解除禁令，因爲這個禁令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個空洞的陷阱：基於出口限制規定，武器出口根本就沒有可能，政治上也不存在這樣的願望。我仍然認爲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在國際政治中，必須始終謹慎考慮制裁行動。制裁的目的是隔離，這種手段在某些案例中或許是必要的，但是當你在同一個國家進行對話時，當你願意與之改善關係時，就必須具有重新取消制裁的意願。
普京的理想
他想恢復俄與美平起平坐的大國地位
普京的謙虛表現得很顯眼。他不需要奢華，不需要華麗的辭藻。因爲他的德語很棒，所以與他交往很輕鬆。此外，他對德國的情況總是特別瞭解。他閱讀德國的報紙，也關注德國電視臺的評論和報道。
在普京家做客時，你可以體驗普京夫婦的好客之情，他們盡一切努力讓你感到舒適。我的夫人和我在各國領導人家中做客時，很少能像在普京家那樣，迅速建立起不復雜、不拘束的關係。普京有兩個女兒，今年分別是20歲和21歲，是兩個非常聰明的姑娘，同樣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
我第一次見到普京時，就對他的機敏和異常強健的體魄印象很深。他在柔道圈內是黑帶高手，這一點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了。但是，人們可能不太知道，他還是一個耐力十足的游泳愛好者和出色的騎手。與他的前任不同，普京更多地是一位“苦行主義者”，這一點在飲酒習慣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要想領導俄羅斯這樣一個巨大的國家，必須有強健的體魄和自制能力。在全世界的24個時區中，俄羅斯橫跨11個時區。這意味着，從德國去紐約，要比普京從莫斯科去本國另一端的時間更短。此人承擔着世界上最艱鉅的職責之一。
我對普京的評價產生於許多長談之中，在這些談話中，我們並沒有省略任何話題或痛苦的衝突。普京的理想是恢復俄羅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地位。他知道，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俄羅斯必須在戰略上與歐洲發展日益緊密的關係。普京已經決定走這條路，只要可能就一直朝這個不可逆轉的方向努力。與此同時，他也希望得到歐洲的幫助，尤其是來自德國的支持。德國和俄羅斯發展這樣的關係，不僅符合自身的利益，也有利於歐洲的利益。
“9·11”恐怖襲擊
我的夫人抽噎着說：快打開電視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起初對我來說是一個正常的日子。聯邦議院在這個星期內討論財政預算，預算辯論在11時開始。13時30分，我會見了當時的匈牙利總理奧爾班，他是來柏林參加新使館開幕儀式的。我們談到了匈牙利加入歐盟的問題。他再三強調匈牙利加入歐盟的意願，因而我們沒有討論其他實質性問題。也就是說，這是一般性的公務會談。將近15時，我又回到辦公室，整理關於預算的講話稿，因爲我將於第二天在聯邦議院的會議上發言。
就在此刻，我的辦公室主任西格麗德·克蘭皮茨女士突然衝了進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她的話：“有人向紐約世界貿易大廈襲擊！”緊接着，有人給我打來了第一個電話，是我的夫人，她抽噎着說：“快打開電視，太可怕了！”
我的夫人曾經在紐約當過記者，紐約這個城市對她來說，已經不僅僅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地理名稱。對許多人來說，紐約是一個自由和寬容的城市。
我打開了電視，眼前的那些圖像深深地震撼了我。我能夠回憶起，我目睹了那些絕望者怎樣從摩天大樓的窗口跳下。那些人知道自己會死，不過是想擺脫窒息或焚燒帶來的充滿了痛苦的死亡過程而已。我能夠回憶起那些在街上狂奔逃命的人們，回憶起自己出於對那些逃出地獄的無辜者們的同情而流下的眼淚。我對這一事件的第一反應是束手無策，繼而對肇事者產生出憎恨之情。
在這一時刻，我還沒有思考這一事件深刻的政治含義，我仍然沉浸在恐怖的印象之中。但是，我當時很清楚，美國在遭受了這些打擊之後，一切將不會毫無變化。還有一點很清楚，我們的政府必須很快弄清此事的後果。於是我給外長菲捨爾、內政部長席利和國防部長沙爾平打電話，請他們立即來總理府。
第一個趕到的是菲捨爾，他的神情特別嚴肅。這個會議的參加者都意識到，美國政府很可能會採取行動，或者說，肯定會採取行動。此刻我的想法是，德國執政黨應當與在野黨一起表態，應當立場一致地履行德國承擔的聯盟義務。這意味着，德國聯邦國防軍有可能參與美國的軍事行動。此刻的任務是說服內閣，聯合執政夥伴和在野黨，一致明確與美利堅合衆國無限制團結行動的必要性。
布什的外交政策
伴隨他訪問柏林的是民衆的強烈抗議
2002年5月底，我們在柏林等待喬治·W·布什的來訪。當時可以感覺到，民衆對這位美國總統的同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前，在柏林曾舉行過大規模團結集會，共同爲2001年9月11日哀悼。如今，不到一年時間，伴隨他來訪的是反對美國外交政策新取向的強烈抗議，10多萬抗議者參加了反對布什的不同活動。我們被迫採取最嚴格的安全措施，半個柏林城被封鎖，但這仍然無助於改善民衆反對美國總統的情緒。
然而，布什在聯邦議院以一席異常“現代化”的講話令我們大感意外。在我後來與他進行的多次談話中，他也絲毫沒有流露將避免另一場戰爭的信號。我強調，德國政府在反恐鬥爭中與美國“無限制團結”的立場仍將繼續有效。如果有證據表明伊拉克確實像先前阿富汗那樣，成爲“基地”組織的保護區和逃亡地，我們將義無反顧地站在美國一邊。我們向布什總統保證，將在情報領域中保持最緊密的合作。我們得到的印象是，華盛頓目前明確的對抗路線將有所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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