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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前的四渡赤水戰役，是繼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爲爭取戰略主動，在川、滇、黔邊界成功實施的一次戰略性運動戰戰役。它是世界軍事史上著名的一次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變被動爲主動的經典戰例，是毛澤東運動戰思想的神來之筆。充分認識四渡赤水戰役在我黨我軍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對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四渡赤水戰役證明了遵義會議的正確性，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紅軍從此確定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遵義會議是黨和紅軍轉危爲安的轉折點，是黨和紅軍由被動轉爲主動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正確性的第一個有力的實踐證明，就是四渡赤水戰役。
遵義會議爲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南和理論基礎。沒有遵義會議，中央就沒有一個正確的領導核心，就沒有正確的軍事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也就不可能有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遵義會議指出：“當前的中心問題，是怎樣戰勝川、滇、黔這些敵人的軍隊。爲了戰勝這些敵人，紅軍的行動，需要高度的機動性。”四渡赤水戰役自始至終貫穿和實踐了這一軍事思想，印證了遵義會議的正確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四渡赤水戰役是檢驗遵義會議決策正確與否的“試金石”。四渡赤水戰役的輝煌勝利，爲以後我軍正確的軍事行動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成爲中國革命勝利的新起點。
二、四渡赤水戰役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高超指揮藝術，徹底扭轉了紅軍被動挨打的局面
四渡赤水戰役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高超的戰略戰役指揮才能和卓越的謀略水平。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妥善處理了“打”和“走”的關係，機動靈活，在運動中殲敵。遵義會議以前，“左”傾機會主義者根本不知道“打”和“走”的辯證關係，實行“只打不走”的方針，主張“放下行李再打仗”，紅軍因此幾乎陷入絕境。毛澤東正確處理了“打”和“走”的辯證關係，實行“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戰略決策，在廣闊的戰場上採用大規模的運動戰，採取大踏步進退的戰術，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聲東擊西、忽南忽北，大幅度地迂迴，贏得了我軍許多局部優勢和主動，從而使整個形勢向着“利己不利敵”的方向轉化。毛澤東說：“對於我們，走路的時間通常多於作戰的時間，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是好的”。四渡赤水把敵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這就把“走”和“打”有機統一起來，生動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辯證法。如果沒有四渡赤水的“走”，就不可能牽着敵人的鼻子化被動爲主動，也就不可能取得整個戰役的勝利。
第二，重點突出一個“奇”字，做到了出奇制勝。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紅軍的行動始終突出一個“奇”字，這是我軍取得勝利的奧祕所在。爲了防禦而進攻，爲了前進而後退，爲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爲了走直路而走彎路，這樣的戰略戰術變幻莫測、不依定法，使蔣介石的部隊根本無法摸清紅軍的戰略意圖，使蔣介石軍隊窮於應付、百無一能，而紅軍則取得了出奇制勝的效果。劉伯承回憶說：“有時看起來好像紅軍在向東挺進，事實上卻在向西進軍，敵人以爲我們北渡長江，實際上我們的目的是要繞過去給他們以另一次打擊。”在三渡、四渡赤水戰役中，毛澤東用兵突出一個“奇”字，既指揮了我軍，又調動了敵軍，以大張旗鼓的三渡赤水，造成敵人的錯覺，又以祕密神速的四渡赤水甩掉了敵人，取得了戰略主動權。在毛澤東的高超指揮下，紅軍徹底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三、四渡赤水戰役粉碎了國民黨的狂妄計劃，爲紅軍北上抗日鋪平了道路
遵義會議以後，蔣介石爲了阻止紅軍北上抗日，對紅軍進行大規模圍剿，企圖將紅軍圍殲於川、滇、黔邊境地區，讓毛澤東作第二個“石達開”，讓紅軍重蹈“太平軍”的覆轍。當時敵軍累計40多萬人，我軍3萬餘人，敵我力量對比極其懸殊。面對異常嚴重的敵情，擺在中央和中革軍委面前的首要問題是保存實力，求得發展，待機殲敵。
毛澤東從全國政治大局出發，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妥善處理了戰爭的局部與全局的關係，“大”方向與“小”方向的關係。1935年1月19日，毛澤東決定主動放棄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創建革命根據地，領導全國的抗日運動，從而確定了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方向。對於這個問題，當時紅軍內部有許多同志不理解，現在有的同志對這段歷史也有模糊認識，認爲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紅軍來回周折，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作戰行動沒有計劃、沒有方向，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意性，最後實行北上抗日是不得已而爲之。這種認識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實踐證明，四渡赤水是紅軍北上抗日的必經階段，北上抗日是四渡赤水的必然結果。
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使原來的消極行動變爲推進中國革命發展的洪流，使原來的戰略退卻變成了奔赴抗日前線的偉大戰略進軍。正如毛澤東所說：“大方向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改變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移到另一個方向去。”從全局來看，北上抗日是大方向，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從局部來看，四渡赤水的過程經歷了很多小方向的變化。從一渡赤水到南渡烏江再到巧渡金沙江，前後歷經3個多月，小方向多次變更。敵人以爲我要過江，而我卻折回；敵人以爲我要向西，而我卻向東，僅赤水河就來回四渡，這是敵人萬萬沒有想到的。實踐證明，四渡赤水戰役中小方向的變更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保證了紅軍北上抗日這個大方向的實現。
在四渡赤水和南渡烏江、北渡金沙江，轉戰幾千裏的過程中，共進行大小戰役戰鬥40多次，殲滅和擊潰敵人4個師、2個旅、10個團，共計1.8萬餘人，最終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徹底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川、滇、黔的計劃，爲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爲紅軍北上抗日鋪平了道路。毛澤東對廣大的指戰員說：“我們的行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不是太平軍，我和朱德也不是‘石達開第二’，蔣介石的意圖又打錯了。”從大方向上看，四渡赤水戰役吹響了紅軍抗日的號角，預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必然滅亡，勝利必然屬於中國人民。
四、四渡赤水戰役統一了思想，凝聚了軍心，培養了不可戰勝的戰鬥精神
在四渡赤水過程中，爲擺脫敵人的重兵包圍，中央紅軍與敵人進行了頻繁的戰鬥和大踏步的迴旋轉移。在物質條件極差，自然條件惡劣，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紅軍內部出現了消極悲觀的情緒。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就對紅軍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不理解，認爲紅軍走“弓背路”，造成“部隊疲勞”，“這樣會拖垮部隊”。紅軍內部士氣不高、思想不統一、消極悲觀的情緒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這個問題不解決，將會危及革命的前途。
在四渡赤水戰役過程中，紅軍注重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以統一全軍思想，凝聚軍心。遵義戰役就是一部極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整個戰役共殲滅和擊潰敵兩個師又8個團，俘敵2000餘人，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重大勝利。遵義大捷後，紅軍舉行了隆重的祝捷大會，廣大指戰員看到了遵義會議前後的巨大變化，激動地說：槍是昨天的槍，人是昨天的人，昨天打敗仗，今天打勝仗，這是路線正確！他們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是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遵義戰役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體紅軍指戰員的士氣，激發了全軍將士的革命積極性，增強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徹底掃除了黨內、軍內的悲觀主義論調。廣大紅軍將士思想上統一，凝聚力增強，堅定了跟黨走的決心和信心，爲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紅軍不可戰勝的戰鬥精神，是我軍的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從歷史經驗中吸取豐富的營養，進一步培育過硬的戰鬥精神，這對於提高部隊的打贏能力，履行新的使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執筆：黃 宏 劉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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