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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房價繼續在高位運行，這樣一個事實在國務院推出“國六條”的近半年之後，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目前，樓市的宏觀調控形勢依然嚴峻。
正如本報在昨天的相關報道中所提到的，“國務院對房地產調控情況並不是很滿意”。顯然，如果房地產價格繼續高企，部分城市的房價出現加速增長情況，與國家穩定房價的政策趨向相背，且土地、信貸和市場準入等重點調控領域政策沒有真正落實，中央政府是不可能“滿意”起來的。
針對不少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同比漲幅居高不下的現狀，建設部門的解釋是調控政策具有滯後性，調控的效果目前還沒能體現出來；有學者則呼籲政府正視真實的市場需求。在房地產行業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之前，如果政府誤判目前的真實需求，那麼對於樓市調控效果也就難免要求過高。
建設部的解釋不無道理，學界的意見也不妨虛心聽取。不過，儘管有各種因素影響着目前的樓市價格，我們還是發現，在中央政府一再發力重拳治理樓市問題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並沒能真正擔當起相應的責任——而這，恰恰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國務院推出“國六條”以來，個別地方政府的失責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地方政府深度介入房地產行業的毛病沒能改變，一些地方明降溫、暗託市的情況依舊可見；其二，地方政府改善住房的結構性矛盾動力不夠，積極性不夠；其三，各項調控政策沒能得到很好執行，政策在執行中被軟化的現象並不鮮見。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又互有聯繫，糾結在一起，深刻影響了這一輪樓市調控政策的短期乃至長期效果。
個別地方政府不肯與房地產行業保持適度距離，說到底，是由其局部利益決定的。政府壟斷着房地產一級市場上的土地，也通過這種壟斷權力介入到市場中去；政府還可以通過影響國有商業銀行，來影響信貸閘門；一些地方甚至通過拆遷等政府行爲，主動製造出被動需求——在這些外力作用下，市場的供求關係被嚴重扭曲。諸多暗中託市的行爲，與中央政府的調控方向恰好相背。個別地方政府在利益驅動下，其行爲導致政府職能變得紊亂。政府職能的紊亂反過來又作用於市場中，導致調控效果不佳。
目前，政府本應提供的公共產品，如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等還很缺乏。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廉租住房制度於控制過高房價，有着直接的效用。廉租房本身與市場房價呈負相關關係，廉租房的供給每增加5%，就會迫使房價下降3%~4%。而當下的現實是，一些地方在這方面的努力十分不夠。資料顯示，此前有13個省區沒有將廉租住房制度建設納入省級人民政府對市、區、縣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標責任制管理；70個地級以上城市沒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122個地級以上城市沒有建立嚴格的申請審批程序。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對於廉租房的態度還很曖昧，“等一等，看一看”的現象時有所聞。當有限的土地在商品房建設和廉租房等公共產品之間分配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下，房價的走高只能是一種必然。
國務院相關職能部門的官員最近在不同場合，都表達了今後工作要重在落實已出臺的各項調控措施上。在“國六條”的多項措施基本“對症下藥”的前提下，當下的關鍵在於落實。加強執行力，比重新回到學理上的爭論更爲重要。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諸多調控的政策最終都依託於地方上的執行。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沒能以全局利益爲重，有意軟化政策的執行。執行的“短腿”，成爲調控工作中揮之不去的陰影。更有甚者，個別官員視宏觀調控的大局於不顧，頂風作案，將手中權力演化爲尋租的工具，阻礙着調控工作的推進。
落實調控政策，無疑需要各個方面的努力。面對房價長期在高位運行的難題，相關方面還是要回到“統一認識”的原則上來。其中，地方政府也應擔當起更重的責任。針對個別地方政府的失責，固然要依賴制度性的約束迫使其整改。比如，通過規範政府行爲，切斷其與房地產業過於緊密的聯繫；通過追究地方官員責任，來懲罰落實調控政策不力者。不過在制度之外，還需要依賴地方政府的主動作爲，以民衆的利益爲依歸，爲建設一個健康有序的房地產市場作出成績，爲破解房價居高不下這一難題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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