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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專家表示，“惡搞”、“無厘頭”之風，導致權威被解構、莊嚴被嘲弄，對社會主流價值體系是一種巨大的消解，對青少年的價值觀、歷史觀產生消極影響
“姚明”被搶注成衛生巾商標，“雷鋒像”成避孕套包裝，一個自稱“國學辣妹”的年輕女子在孔廟內大擺熱辣造型，聲稱要“勾引孔子”——這是最近三個典型的“惡搞”案例。有人哈哈一笑，有人津津樂道，更多的人義憤填膺，而“惡搞”者又狂賺了一回“眼球”。
近年來，從電視、圖書到網絡、手機短信，所謂的“惡搞”、“無厘頭”大行其道，甚至出現了“惡搞”紅色經典的趨勢。一些專家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惡搞”、“無厘頭”之風，導致權威被解構、莊嚴被嘲弄，對社會主流價值體系是一種巨大的消解，對青少年的價值觀、歷史觀產生消極影響。有關部門在採取有效措施遏制“惡搞”、“無厘頭”之風蔓延的同時，更要反思此風產生、盛行的土壤，爲青少年創造一個健康的文化輿論大環境。
將低俗當通俗炒無聊爲時尚
2005年，陳凱歌導演的電影《無極》被一個叫胡戈的年輕人改頭換面，弄出個名爲《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的短片來，陳凱歌鬱悶異常，胡戈卻贏得大名鼎鼎，中國人也因此領略了“惡搞”二字。
其實“惡搞”早已在我們身邊氾濫。電視劇、圖書中，《天仙配》拍成了武打戲，孝子董永成了武林高手。“大話”、“水煮”、“麻辣”乃至現在“情蒸”四大名著的圖書屢屢出現，諸如《三國痣》《嘻遊記》《水煮三國》《王熙鳳執掌紅樓36招》等等，原著中的故事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紅臉的關公，緣自好色害羞；孫悟空偷吃“偉哥”引發一系列尷尬；“桃園結義”三兄弟化身營銷高手；賈寶玉竟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甚至唐僧也捲入“三角戀”，觀音和唐僧接吻擁抱……
“惡搞”幾乎無處不在，就連伴隨幾代中國人成長的《格林童話》也未能倖免：今年7月份前後，海內外各大中文網站颳起了所謂“原版格林童話”的惡風，“集兇殺欺騙之大成的原版格林童話”、“原版格林童話鮮血淋淋充滿兇殺欺騙和性暗示”的字樣讓人觸目驚心。所謂“原版”白雪公主、睡美人等故事，盡失原來人們所感受的真、善、美：白雪公主居然跟自己的父王亂倫，由此招來生母的刻骨嫉恨，對方纔欲對她下毒手；“睡美人”中那位勇敢、仁愛的王子，變成了有戀屍癖者……
在惡搞者眼中，童話算什麼？名人照片、古典詩詞、經典著作，惡搞的對象無所不包。更有甚者，用諷刺、戲謔、調侃的方式肆意褻瀆紅色經典。這股惡搞之風，已經遠遠超出了輕鬆與娛樂的範疇。從“雷鋒是因爲幫人太多累死的”、“黃繼光是摔倒了才堵槍眼的”、“董存瑞爲什麼犧牲？因爲被炸藥包上的雙面膠粘住了”，到“惡搞”短片《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鐵道游擊隊之青歌賽總動員》……
相對“惡搞”而言，“無厘頭”則因周星馳的電影而更早爲青少年所熟悉，一些臺詞甚至作爲口頭禪被廣泛引用，國內一些影視劇更將“無厘頭”奉爲圭臬，棄周星馳電影之實質，光學了點“搞笑”的皮毛，一時間，“戲說”成風，把低俗當通俗，炒無聊爲時尚。
“惡搞”搞掉了什麼
“無厘頭”的意思，很少有人能夠說得清楚。有人說是廣東的一種用語，有人說是搞笑，最好能出其不意地搞得人發笑。“惡搞”則有人考證源於日本話“KUSO”，最初是由日本傳入臺灣，再經網絡傳到香港，繼而擴散至內地。惡搞一族利用PhotoShop等技術，藉助於網絡的自由傳播性和民衆參與性，以無厘頭、戲仿等手段創作出一些搞笑故事或惡作劇行爲在網上傳播。
學者指出，近年來，從電視劇的“戲說歷史”、圖書的“名著換臉”到網絡、手機短信的段子、視頻、網絡文章等，“惡搞”、“無厘頭”之風呈氾濫之勢，使歷史真理、社會信念和優秀文化傳統遭受踐踏。尤其是一些紅色經典遭到“惡搞”，許多爲人們所熟知景仰的歷史英雄人物，千千萬萬青年的精神偶像被一再醜化調侃，傳統、主流的文化被推向淺薄和粗鄙。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黃凱鋒說，“惡搞”、“無厘頭”現象的背後，包含着拆解中心、拒絕規律與邏輯、遊戲化和無主體化的傾向，對真善美持一種調侃和嘲弄的立場，以搞笑的方式掩蓋對嚴肅問題的思考。反映在價值觀上，就是一種“什麼都行”的態度。輕視、抹煞、曲解、調侃、譏笑歷史人物見怪不怪；任意裁剪、主觀臆測、割斷歷史司空見慣；取其一點，攻其一點，無中生有，捕風捉影也屢見不鮮。總之，歷史真理、社會信念、優秀文化傳統在這個空間成了一個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久而久之，人們對歷史、祖先、對前人的敬仰與敬畏之心也就隨之失去存在的根基，優秀文化傳統的綿延發展也就成了一場遊戲一場夢。
“惡搞”之風何以盛行
“惡搞”、“無厘頭”之風爲何一時盛行？專家指出，一方面是有些年輕人希望通過“惡搞”、“無厘頭”獲得快樂、釋放壓力，或者藉此出名；出版商、電視劇製作者爲了經濟利益，不惜將經典玷污、損毀成粗糙的磚石瓦礫；另一方面，價值觀多元化，高雅文化缺位，理想信念教育蒼白無力；另外，當前社會不公平現象、官員腐敗問題也導致主流文化引導失效，政府聲音被一定程度邊緣化，權威、經典遭到蔑視。
上海大學教授顧駿說，“惡搞”、“無厘頭”從本質上看，其實是一種對傳統的解構、顛覆甚至反叛，在價值觀多元化的背景下出現並非偶然，也可看出現在一些年輕人活得很累，需要這些來宣泄不良情緒，開懷大笑，釋放壓力，有其合理之處。“惡搞”能成爲一種現象，有技術發展的推波助瀾——網絡給了人們一個成本不是很高的表達空間。
記者採訪的不少年輕人表示，“惡搞”、“無厘頭”很有趣，經常上網去尋開心，“人嘛，幹嘛活得那麼累？”但也有年輕人認爲，“惡搞”、“無厘頭”不能太過分，有些神聖的人物是不能被“惡搞”的。很多人還反對帶有商業色彩的“惡搞”，斥爲“無聊”——但實際上，從“惡搞”、“無厘頭”之風盛行的趨勢來看，純粹娛樂的成分正在降低，商業因素逐漸增加，一些人希望靠“惡搞”來滿足名利慾望。惡搞者的成本幾近爲零，他們還有什麼不敢胡來？
上海虹口區黨校常務副校長王志遠認爲，“惡搞”“無厘頭”其實是現實社會的反映，是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出我們社會文化引領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他說，社會文化引導包括輿論引導、政策規定的引導、社會骨幹的行爲引導，三個引導應該同步。但實際情況是，三個引導都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社會骨幹的行爲引導與輿論引導差異很大。這些年來，一些腐敗高官先後落馬，而且腐敗案還出現“大面積塌方”現象，即一件腐敗案牽出一窩貪官，這些官員出事前大談理想信念，出事後被發現原來個個“五毒俱全”。這樣的“兩面人”現象給老百姓的信念打擊很大，他們會認爲說的與做的不一致。此外，出臺的一些政策規定非常受羣衆歡迎，但在一些地方實際上並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也讓老百姓的期望落空，久而久之，老百姓形成這樣一種心態：隨你去吧。這種心態是很危險的。
治理“惡搞”須疏堵結合
近年來，有關部門對“惡搞”、“無厘頭”的現象進行了一些治理，像計劃制訂互聯網視頻新管理條例，對視頻網站放任自流的違規現象進行“圍剿”；又如對“戲說”歷史的電視劇的限制等。但學者建議，宣傳文化主管部門在採取有效措施遏制“惡搞”、“無厘頭”之風蔓延的同時，要反思“惡搞”、“無厘頭”之風產生、盛行的土壤，對症下藥，“疏”“堵”結合，爲主流價值觀的建設創造良好的文化環境。
華東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林在勇博士說，“惡搞”、“無厘頭”是複雜多元的輿論環境中的一種現象，產生新興的話語方式並不可怕，但攪亂了正常的道德規範，則需要警惕。真正需要我們盤整和矯正的是社會的輿論大環境。如何爲青少年提供一個健康、綠色的輿論環境，這纔是全社會尤其是學校、傳媒及文化產業的工作者與管理者們應該加以思索的問題。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黃凱鋒認爲，“惡搞”、“無厘頭”對青少年價值觀尤其是歷史觀的形成產生消極影響。目前，很有必要在大學生和中學生中進行歷史觀教育，以增強他們的歷史感和責任意識，歷史意識其實就是現代意識，缺乏歷史感的一代難以開創偉大的事業。
黃凱鋒說，否定歷史的客觀性，主張歷史只是一種“敘事”、甚至不過只是一種“發明”，這是近年來對我國學術界影響甚大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主張。針對這種主張，我們有必要正面回答什麼是真實客觀的歷史，並聯系具體事件闡明歷史發展的規律。
他提出，廣大青年學生幾乎都知道“人民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羣衆史觀的基本結論，但現實文化生活的教育卻不同程度地動搖着這個結論，有必要通過黨史編撰和通史寫作來貫徹這一價值立場：英雄和聖賢是應該承認的，但不可能完全是英雄造時勢，歷史的主體是人民；中國共產黨成爲執政黨，既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選擇，離開人民的選擇談論“歷史的選擇”，就容易把歷史看成是一個“成者爲王敗者寇”的過程；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談論“人民的選擇”，也容易把“人民”變成一個抽象觀念，甚至變成一件掩藏着特殊羣體一己私利的漂亮外套，劉少奇在最艱苦時刻所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一語，既概括了一個歷史真理，也表達了共產黨人對自己崇高事業的堅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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