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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聯合發佈的數據顯示，10月份中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銷售價格同比上漲6.6%，漲幅比上月提高0.3個百分點，其中北京以10.7的漲幅名列首位。
雖然國家發改委作出了“全國房價漲幅總體放緩”的解釋，但難以化解人們對房地產調控目標能否真正落實的憂慮。從去年的兩個“國八條”到今年的“國六條”及“九部門十五條”細則，面向房地產業的調控相繼而來，但房價爲何不降反升？
房價之所以敏感，是因爲它關係社會的安居。特別是在現有的住房供應體系中，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均需以購買全部或部分產權的方式獲得，用於租賃的只有廉租房，而經濟適用房供應有限，廉租房捉襟見肘，民衆對高房價心生恐慌就不難理解了。
1998年在制定“停止住房實物分配”的房改政策時，已有建議提出經濟適用房可用於租賃，但未獲採納。當時面對亞洲金融危機亟須擴大國內需求，通過產權交易激活房地產市場確實取得了成效，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問題暴露了出來，一個直接的反應就是公衆對房價的敏感。
開發商並非社會慈善家。解決安居政府有着當然責任。在這方面，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鑑。這就是有效區分住宅作爲投資品與消費品的市場屬性，真正建立起一套在金融上可持續的安全的住房保障體系。
以二戰後的英國爲例，當時工業化加速，城市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持續供應，而低收入者又需要他們可以負擔的住宅，銀行的資金又需要尋求優質的項目。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政府承擔了可負擔住宅供給的責任，採取的辦法是先出租、後出售，即政府先將銀行的資金借貸出來，變成不動產，租給低收入者，讓他們以較低的成本參與經濟活動，待家底殷實之後，在撒切爾時代再將這些公共住宅大規模私有化，收回建設投資。
這樣的做法有利於消解銀行的金融風險，實現住房保障建設資金的良性循環。由於先租後售，租賃人在未獲產權之前不能炒賣房屋，就不會出現像目前國內普遍存在的炒賣經濟適用房的現象；商品房市場也會趨於理性。
而我們在缺失此種公共政策的情況下，廉價勞動力只能通過非正規方式，比如到“城中村”租房來獲取參與城市經濟活動的可能；同時，銀行的存差持續攀高，已突破10萬億元，亟須安全地釋放。面對如此情形，如何通過政府的良性介入，以有效的金融政策支撐大衆的安居，予計劃中的住房保障體系以最有力的支持，不是以低收入者必須購買產權的方式來促進房地產良性發展，並規避銀行金融風險，應儘快納入決策者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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