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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前不久進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提高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水平,保證基層人民羣衆直接行使民主權利。那麼,我國基層民主政治的現狀和特點是什麼?現在面臨什麼樣的新形勢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擴大和發展基層民主?新華社記者爲此專訪了當時爲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講課專家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
基層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的實踐
“基層民主是人民羣衆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主要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的實踐。”
趙樹凱指出,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以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爲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自治體系。廣大人民在城鄉基層羣衆性自治組織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對所在基層組織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民主自治,已經成爲當代中國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實踐。
數據也爲趙樹凱陳述的事實作出了最有力的佐證:目前中國農村已建立起64萬多個村民委員會,中國城市已建立7萬多個居民委員會。全國農村居民平均參選率在80%以上,80%以上的村莊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規民約。建立工會組織的公有制企業中一半以上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心在基層。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趙樹凱指出,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不僅要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要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只有保證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只有激發人民羣衆的政治參與熱情,才能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爲構建和諧社會服務。”
基層民主建設:5大問題有待解決
“從目前來看,我國的基層民主建設取得了較大成就。一方面,基層羣衆性自治組織在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等方面做法不斷成熟,民主程序和制度日趨規範;另一方面,基層政權在政務公開、民主選舉等方面有不少探索和創新。但是從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要求和具體的基層工作實踐來看,仍有不少問題亟須研究和解決。”
趙樹凱把這些問題歸結成了以下5個方面:
一是基層組織體系呈現新格局。“在農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關係面臨新問題。在城市,居委會和業委會關係面臨新問題。”趙樹凱指出,原來的一元化權力結構逐步分解,不同基層組織之間的互動方式在改變,組織之間關係不協調現象在增加,新的權力關係正在形成。
二是基層政府改革面臨新任務。“基層民主發展需要政府加快轉變工作機制。”趙樹凱指出,現在基層政府在運行機制上還不適應民主發展,主要問題是自治組織被行政化。在日常工作中,基層政府仍然習慣於將自治組織作爲政府內部機構來管理,給自治組織下達各種任務指標,自治組織自身的服務功能沒有發育起來。
三是制度化參與面臨新問題。“這集中表現爲制度化參與渠道不暢通,難以有效地吸納羣衆參與。”趙樹凱以流動人口實現民主權利難爲例說明這個問題,“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已達1.5億人,未來每年還會新增500萬人。一方面,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一些村莊甚至無法召開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大會,自治難以正常開展;另一方面,現有暫住人口參加選舉的規定過於複雜嚴格,大量流動人口實際上失去了民主參與機會。有的雖然能夠參加選舉,但是,利益表達渠道不暢,權利維護遇到的問題沒有制度途徑解決。”
四是在鄉鎮公共事務決策中,民主的決策程序和參與缺少制度化的硬規定,隨意性強,民衆對公共事務決策所能產生的影響力極其有限。
五是基層政權的政務公開也缺少硬性指標,往往是小事公開、大事不公開,項目公開、細節不公開,因而在具體工作中,監督也難以執行,等等。
發展基層民主:從人民羣衆最關心的問題入手
如何解決我國基層民主發展中的這些問題,進一步推進民主進程?對此,趙樹凱指出,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的實踐主體是人民羣衆,人民羣衆的關心、支持、參與決定着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成效。因此,發展基層民主,要從廣大人民羣衆最關心的事情入手,讓城鄉基層政權機關和基層羣衆性自治組織,都能健全民主制度,實行政務和財務公開,讓羣衆參與討論和決定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幹部實行民主監督。
爲此,趙樹凱指出,發展基層民主需要首先鞏固現有成果,解決現有制度運行存在的問題,加強制度適應性建設,使民主制度更公開、公正和高效。“因此,推進基層民主進程,要特別重視提高質量,着重要把現有民主形式組織好,使現有的參與渠道暢通高效。”
其次還要穩步擴大基層民主。“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們黨發展基層民主的一貫要求。”趙樹凱指出,在鞏固完善現有民主制度的同時,將民主活動引向社會生活更多領域,特別是那些羣衆高度關注、發生利益衝突比較多的領域。
“如土地承包、徵地、拆遷等事項都應成爲基層民主生活的內容,相關議題應交由村民會議、村民代表大會以及居民代表大會討論。應該逐步擴大參與主體、開拓參與途徑、增加參與領域,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參與需求。要圍繞羣衆高度關心、與羣衆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和重要事項,開展多種形式的民主參與活動,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趙樹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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