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70年的絕密日記中用2千字記錄了西安事變
湯寶田之女湯遠珊視24本日記如寶貝
湯遠珊在向記者講述她印象中的父親
湯寶田留下的唯一照片和日記
“外面槍響了，接連機槍聲，手榴彈聲，滿城都是槍聲，及天大明，聞宿舍之西附近槍聲最密，餘等見楊虎城部下兵士正圍剿省會公安局……”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地擠在泛黃的宣紙本上，這一頁的右上角清楚地寫着“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
那一天，中國現代史和一位叫湯寶田的文職軍官，同時記錄了件大事，後來的人們稱它爲“西安事變”。
70年後，塵封了大半個世紀的湯寶田日記，在上海由東方網首度獨家公開。24本由宣紙等裝訂的日記有近60萬字，一天不漏地整整記錄了35年。湯寶田的後人吃驚地發現，他們文質彬彬的父親，不僅親歷了西安事變，而且當時的身份就是張學良東北軍司令部准尉司書、一等錄事。
“父親臨終前第一次提及西安事變”
“1961年，父親臨終前，讓我們妥善保管他寫的十幾本日記，說裏面寫到西安事變。” 68歲的湯遠珊老太太小心地翻着這些父親湯寶田留下的日記，“在我記憶中，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西安事變”。
“父親去世時，只有兩年小學文化的大哥把父親的日記一本本收好，幾十年來只記得要好好保存，卻完全沒有打開看看的念頭。2002年大哥去世。父親的日記交給我保管。由於儲藏不當，日記本逐漸被腐蝕，我決定給這些日記裝訂個書皮，這些日記才第一次被翻開。”湯遠珊表示，要不是看了日記，至今還不知道父親竟然當過張學良兩年的文書，並親身經歷西安事變。
“當時那個年代，誰敢說自己給國民黨當過差，還是張學良的身邊祕書”，湯遠珊告訴東方網記者，父親從未和誰談過那段經歷，包括對自己的妻子、兒女，“在我的印象裏，父親只是個開過私塾的數學老師。”當知道父親曾是張學良的文書後，湯遠珊和老伴尋遍了父親所留遺物，希望找到一件實物，來證明“有這麼一回事”，可最後“連個國民黨的徽章都沒找到”。
“兵諫是我做的，罪名該我頂受”
“下午6時，張（學良）副總司令召集全部職員在大禮堂訓話。大意謂：‘今天事變情形，大家須要知道，我自從入關跟隨委員長繳共，我的軍隊有十幾萬，始終服從他的命令。到現在，我的軍隊損失幾個師，（蔣）口說給我補充，結果仍然是我的軍隊愈鬧愈少。在”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我只得退入關內，希圖將來恢復。前天我當面要求蔣，請你不必繳共，抗日是大事。蔣當時對我大發脾氣而特發脾氣，……我與楊虎城來他一個兵諫，將蔣委員長暫時扣留此地，……如其堅決不允，兵諫是我做的，罪名該我頂受。我也必須親身護送蔣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發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謂好漢做事好漢當……’”
湯寶田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裏，洋洋灑灑2000多字，詳細記錄了“西安事變”當日的情形。
“蔣委員長聞變無法逃脫，由一衛士用肩將蔣頂出牆園，避至山上小洞中。衛兵營第一次搜山無蹤，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見着，蔣的衛士尚欲開槍射擊，被蔣阻止。搜山的士兵將蔣圍住，一面報告長官，長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蔣委員長，連忙招呼部下敬禮。此時蔣足下光着襪，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沒有了。大家請蔣下山，用汽車一輛，護送到西安皇城內楊虎城處。下午一時許，洛陽飛來飛機七架，盤旋偵察數遍。”
兩週之後，1936年12月25日，湯寶田的日記中最後一次記敘張學良：“下午4時，張副司令共送蔣委員長至洛陽……張副司令臨時留手諭作爲遺筆，本部用鋅版將副司令親筆所書之遺筆手諭翻印，凡總部大小職員均贈給一份作爲紀念。”
“科長錢效聖、會計股長周鎮向餘曰：儒系老舊職員，仍在本署服務，薪資自有相當。餘思家日久，未允，請資遣。”湯寶田於1937年7月1日退伍返鄉。
據瞭解，湯寶田的日記共24本，包括16本日記、7本“著作”和1本家譜，約60萬字。其中7本“著作”是指湯寶田自行編寫的“論二十八宿風雨陰晴”、“鳴雷訣”、“量船積米法”、“婚娶禮”、“開平方法”、“三色方程歌”等。
“鄉里人都稱他爲‘刻板道人’”
1932年，湯寶田逃荒來到武漢楊泗堂街，以做小生意爲生。1936年元月，同房的衛兵王連長看到他每天都在讀書寫字，就推薦湯寶田到西安張學良司令部做一等錄事，這使得湯寶田“有幸”與西安事變邂逅。對於張學良將軍的回憶，湯遠珊說：“日記中並沒有太多描寫，父親更是從未向家人親口提及過。”
“父親的書法很好，日記全部是用毛筆書寫的蠅頭小楷寫成的。”據湯遠珊回憶，父親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在煤油燈下寫字，正襟危坐在書桌前，口中唸唸有詞，這麼一寫就是35年。
“父親性格剛強，爲人正直，熱心公益，鄉里人都稱他爲‘刻板道人’。”湯遠珊告訴東方網記者，“他幫人寫合同契約、對聯、書信，分文不取，只以捲菸種菜爲生。”
湯遠珊希望父親的日記能夠對歷史研究做出一點貢獻，讓後人更多瞭解“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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