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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美國是世界上傳媒最發達的國家，其媒體在國際傳播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而在美國國內，大衆傳媒被稱爲除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之外的“第四權力”。可見，大衆傳媒對美國的公衆輿論以及國會決策的影響力不可低估。由此可以推知，美國傳媒的涉藏報道對國會與公衆也發揮着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本文以《紐約時報》1999—2001年間的涉藏報道爲例，對此予以分析和評論。
涉藏報道的定量分析
這兩年的《紐約時報》含有西藏(Tibet)一詞的文章共210篇，除去各類只含西藏字眼的文章，實際涉及西藏內容的報道共78篇。對這78篇文章的版面、選題、報道語氣等方面進行分析，將會從中看出美國媒體對西藏的態度。
版面分析在這78篇報道中，涉藏報道大致出現在五類版面上：國際版、國內版、都市版的新聞報道；社論評論版上的社論、專欄評論和讀者來信連同每週評論；文化、藝術及休閒版的文化報道；書評影評和旅行遊記。
在版面的分佈中，新聞報道佔55%，除了以新聞形式出現之外，美國媒體還在文化上給予西藏以關注。由此可見，美國人對西藏的態度很多以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爲主要內容，他們並沒有把西藏看作是中國行政區域的一部分，而是把西藏作爲一個單獨的文化實體來加以理解和接受。
內容選題分析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分析《紐約時報》對西藏報道的內容，從而瞭解《紐約時報》的報道方向和美國民衆對西藏感興趣的方面。
(1)各版面涉及內容的橫向比較。在43篇新聞報道中，其內容可主要分爲六類：有關17世噶瑪巴活佛出走印度1的報道；關於達賴訪美的報道；關於世界銀行青海扶貧貸款項目爭議的報道；發自中國的關於西藏的報道；涉及尋訪11世班禪喇嘛的報道，以及其他類型的報道。
在近50篇報道中，除了兩三篇較爲中性的報道之外，所涉及的內容都充滿了衝突性和對中國的挑戰。例如，對17世噶瑪巴活佛出走的報道，也夾雜了中國在西藏地區對所謂“宗教領袖”的壓迫，使中國的宗教政策陷入尷尬境地的內容；對於達賴訪美，《紐約時報》反覆報道，對達賴予以高度的肯定和推崇；其他的發自中國的有關西藏的報道和對11世班禪的尋訪，胡說中國對西藏進行威脅、迫害，以及“中國指定”班禪。我們可以看出，在新聞報道方面，《紐約時報》主要偏重的是負面報道，對我國實行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都視而不見。
下面再看看記者和評論員文章以及讀者來信所涉及的西藏問題的內容。這些評論文章有書評、影評、展評等形式。美國的記者和民衆都從哪些方面來抨擊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呢？
在這三類文章中，以激烈言辭攻擊中國中央政府對藏政策的評論已經十分明顯，不容置評。在以“西藏問題”爲主的評論中，雖然在1998年7月2日的一篇評論中對中國領導人在克林頓訪華過程時，主動提出西藏問題表示了積極的態度，但實質上還是在用一種看似積極的手段來給中國施加壓力。在對世界銀行向中國青海扶貧項目貸款的評論中，《紐約時報》又以忽略少數民族利益和踐踏西藏文化爲由，攻擊中國中央政府幫助西部地區發展經濟的良好願望。
《紐約時報》有關西藏文化方面的報道共19篇，表示了對西藏社會、文化和宗教的關注。其中的遊記和文化藝術類都是介紹型的文章，相對中性。在書評影評中，則反映了當今美國電影界描述西藏電影的傾向。這些電影大都將西藏過分神祕化，將達賴過度神聖化，相反地卻將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妖魔化”，反襯出中國在對待西藏問題上的“不擇手段”。
(2)各版面涉及內容的縱向比較。在以上三大類內容選題中，關於西藏的負面報道佔了絕大多數，正面或中性的報道數量甚微。不過在不同的內容範圍中，負面報道所佔比例有所不同。我們也有必要縱向地比較和分析這些比例上的差異，看出美國反華勢力的言論在哪些領域容易向負面方向發展，哪些類型的內容我們可以進行正面的引導，從而得出對中國有利的輿論。
從上表可以看出，文化報道中正面或中性內容所佔的比例最大，新聞報道次之，社論、評論中沒有一篇文章屬於正面或中性的報道。但同時發現，涉藏文化報道中的正面報道都是有關西藏本土文化、社會和宗教的描述，幾乎沒有涉及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政策。在新聞報道中，不存在正面報道，只存在中性報道或負面報道。
上述量化分析描述了《紐約時報》對西藏報道的重點、態度和目的。這種趨勢，應該說，也基本上代表了美國的主流媒體對待西藏和對待中國西藏政策的態度。
傳媒政治化：涉藏報道的定性分析
以上對以《紐約時報》爲代表的美國主流媒體涉藏報道的量化描述，讓我們對各類涉藏報道內容和報道態度的趨向有了一個直觀認識，之所以會形成當今美國社會對中國西藏問題有如此態度，其原因多種多樣。下面對《紐約時報》的涉藏報道進行定性分析。
第一，政治的傳媒。《紐約時報》涉藏報道與美中關係的演變及中國的發展變化一致，與美國主流媒體冷戰後對華報道整體趨勢一致。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隨着歷史的變化，在不斷髮生着變化。這其中的主要影響因素，就是在某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否有利，在此階段內世界的國際形勢是否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是否沿着美國的制度和模式發展和前進。下文中，作者將對1949年之後美國對中國態度進行歸納和分析。從這種發展趨勢中，可見《紐約時報》的涉藏報道也與這種中國形象演變的歷史趨勢十分吻合。
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成爲中國的執政黨，從此，中國成爲了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國民黨作爲美國在中國利益的代表，其失敗無疑給美國統治者造成了沉重的打擊，爲以後美國堅定的反共立場埋下了歷史的種子。在1968年的一次民意測驗中，中國在所有國家中被喜歡的程度排在最末。3中國這種“無知、好戰”的形象一直持續到1972年。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兩國關係開始緩和。越戰使美國深陷戰爭泥潭，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問題和連續不斷的反戰運動等，使美國開始懷疑自己的社會制度。相反，比較起蓬勃發展的中國，他們甚至開始認爲中國的制度比美國更加公正和公平。到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開始逐步地發展起來，美國人發現中國人終於沿着“美國式的道路”開始發展，於是歡欣鼓舞，對中國的態度更是積極向上。從1978年到1989年，美國對中國態度在當代中美關係上是最好的。在美國人看來，冷戰後媒體對西藏這些負面的報道可信性很高，也比較具有可讀性。
但是，1989年北京“六.四”政治風波後，美國的媒體在引導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方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對西藏報道負面篇幅，大大增加，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敵視態度變重。所以，從對西藏報道的篇數上，我們可以用中國在美國媒體中的形象變化來予以解釋。
第二，美國媒體是美國價值觀的載體，反共主義是美國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政策與決策中佔有重要地位。推廣美國式的意識形態和民主及宗教自由等價值觀，推行文化霸權主義，是美國外交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目標之一。而反共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爲戰後主宰美國外交的基本思想與原則。反共主義在美國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文化與宗教根基。4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戰略中，最有影響的意識形態就是所謂反共主義。其在美國的形成與發展，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對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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