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南京大屠殺》,謝蔚明說,這本書很真實。
四十年代謝
血痕不會因歲月而淡去
朗恩·約瑟夫醫生向舊金山日本侵華浩劫紀念館熊瑋館長贈送《南京夢魘》拷貝。
攤開這些無比沉重的史實記載,中國人民始終不會凝固的記憶的鮮血,依舊會順着書頁流淌下來。
從來沒有忘記過
2006年的12月13日,是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南京淪陷,繼而遭到慘絕人寰大屠殺的第69個紀念日。帶着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因她的棄世而分外著名的《南京大屠殺》,我在上海尋訪那場屠殺的親歷倖存者。
國定路。謝蔚明。在這個12月,我是第二次到來了。
是有點老式的住宅小區,因爲有輛小車進入,一位身着棉襖在緩緩散步的老人,停下步履,那樣地靜靜站立在一旁,表示着一種極其符合規則的“讓路”姿態。我下車,向着鬢髮雪白的他,恭敬地稱呼:謝老師。
他充耳不聞。兩眼直視着我,臉部表情明確地反映出,他一時想不起上前敬稱他老師的這個人是誰。我疾步向前,來到他跟前:前天約好的,今天下午再來拜訪的。老人恍然大悟,回答道:哎呀,你看,是老了,又忘了;好在我不出這個“院子”,人總歸是在的。
90歲的謝蔚明,再次將我引進他的住所。客廳牆上,掛着黃永玉的一幅臘梅畫作,上題詞:奪翠樓窗下有臘梅盛開,適蔚明兄大駕光臨,八四之叟遠遊湘西,不可無畫作,此爲念。落款:湘西老刁弟黃永玉。對面牆頭掛的則是吳小如的親筆詩作:目炯神腴壽者相,文章朴茂出天然;平生無愧真君子,與子同期百廿年。歲次丙戌蔚明吾兄九秩大慶,小詩奉賀籍申五十年篤誼也。
謝蔚明的書房兼臥室裏,堆着“滿山遍野”的書。去年,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有媒體這樣介紹謝蔚明:
謝蔚明,89歲,男,原名謝未泯,安徽桐城人。黃埔軍校16期畢業,參加過南京保衛戰,曾任戰地記者。南京保衛戰中,謝蔚明腦子裏是“不成功、便成仁,絕不做鬼子的俘虜”的信念。南京淪陷,死裏逃生的謝蔚明輾轉去了重慶,參加了國民黨中央訓練團。1940年5月下旬,謝蔚明離開重慶東下宜昌,他經常出行去霍山、六安、廬江、舒城、桐城、太湖、望江、阜陽各敵後區,目睹了日軍種種暴行,親見日寇屠村後,拋屍清江。
40年代,謝蔚明在湖北鬆滋創辦《新湖北日報》鄂中版。“辦報時非常艱苦,吃飯就是碎米加幹蠶豆。”當1945年8月15日傍晚,在山溝裏辦報的謝蔚明最早從電臺裏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這真是九死一生的八年抗戰,我竟然活過來了,那時激動興奮得不得了。”
謝蔚明爲我沏茶。廚房內井然有序,用品潔淨,與積滿“歷史塵埃”的書房,形成強烈對比。90歲的長者,提水點竈,手腳利落。他拿起放在桌上的兩頁複印件,說道:這是我給你找出來的。複印件上的黑體標題是:我所親歷的南京大屠殺。
也許,對於瞬時站立眼前的到來者,高齡的謝蔚明會一時不辨其誰,然而,對於69年前的那場南京大屠殺,他從來沒有忘卻過。
《南京大屠殺》非常真實
兩天前,我來到這裏,拿出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說明前來拜訪的緣由。我說,要是講到與國內揭示南京大屠殺真相著作的比較和差異,這本由境外華裔作家寫成的書,張純如更加用力的着重點,是當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暴行的反人類性質。謝蔚明立即要求,這本書留着,我要讀一讀。這次來,他翻到書的摺頁處說,我正在讀,還沒有讀完,還要讀,“這本書寫得非常真實”。
話題涉及到69年前的大屠殺,謝蔚明立時雙眼大瞪,兩拳緊握:那時候聽到日本人侵略我們中國,又燒又殺,我們痛哭,眼睛裏面出血啊!
在接着的談話中,南京下關、八卦洲,刺骨寒冷的江水,還有木排和小船,日本軍艦的馬達轟鳴和機搶掃射,這樣的詞彙反反覆覆地出現在謝蔚明的表述裏。他說:當年我們駐守下關,跟日本人開槍,“打呀”。但是,下令撤退,“部隊就垮了,當兵最害怕的就是這個,兵敗如山倒,官也不是官,兵也不是兵了”。他再次嘆息道:“部隊垮了。”
在2000年謝蔚明寫成的《我所親歷的南京大屠殺》中,他如泣如訴地這樣記錄道:
“八一三”淞滬抗戰揭開全面抗戰序幕。一個月後,我帶着抗日救亡的激情走上東戰場,在南京教導總隊入伍,當上一名新兵,時年20歲。我所在的連隊擔任南京太平門到中山門一線防務,士氣高昂,下定決心要與陣地共存亡。不料12月12日夜晚,突然奉命撤出防區,從和平門城頭縋城下到城外。一牆之隔,改變了人際關係,在城內,軍紀嚴明的戰鬥集體,一到城外,變成一盤散沙,誰也顧不得誰。我成了失羣的孤雁隨着人流涌向下關江邊。天色微明,擁塞在下關數不清的官兵,萬頭攢動。我碰上連隊一夥伴,彼此合作找來一些木料,綁成木筏,放流大江,目的地是北岸浦口。
我們錯把八卦洲當成浦口,剛剛放棄木筏上岸,猛然機關槍聲大作,槍彈當頭掠過。原來是一艘日本軍艦飛速開來,一邊航行一邊開動機槍,我身旁的士兵下巴中彈流血不止。
謝蔚明在八卦洲上“滯留數天”。他發現,洲上中國官兵人數之多,令其驚訝。而且,八卦洲已在日本敵艦重重包圍監視之下。每到夜晚,敵艦啓動探照燈,發現有人偷渡,就用機搶掃射,中彈人的叫聲慘不忍聞。
一天夜晚,大霧彌天,我忽然發現一條民船停在江邊,船上坐着二三十個軍人,人多船擱在岸邊開不動。船上軍人要我把船推動,作爲上船的條件。我不顧寒夜水冷推船,等到江水浸到頸脖子,船動了。船上的人將我拉上船,老船伕搖動雙槳駛向江心,最緊張是穿越敵艦封鎖線。天光明亮時分,我踏上蘇皖兩省交界的土地。後來聽說,日本侵略者登上八卦洲燒殺掠奪,所有被俘軍人在江邊站隊,用機搶掃射,然後沉屍江中。
謝蔚明說,我從江水裏爬上船,渾身溼透,船上其他當兵的,怕沾上水,就沒跟我捱得太近。“一夜江風,我愣是挺住了,後來上岸,也沒有生病,那時候,我靠的就是年輕。”這時,已爬上了偌大老年斑的謝蔚明臉頰上的表情,依舊大半是萬分的驚悸,小小慶幸的嘆息,則是一掠而過。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主犯日本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已是戰地記者的謝蔚明與會,“回想八年抗戰日寇何等瘋狂暴虐,我在它的兇焰下九死一生的遭遇,不禁感慨萬千。在這個莊嚴正義的法庭上,我與戰犯谷壽夫來了個角色大轉換,我是座上客,他成了階下囚”。
在法庭上,謝蔚明聽得最爲驚心動魄的一幕,是一位中國青年士兵的證詞。在南京保衛戰中城破被俘的5萬中國軍人,被雙手捆綁,押送到燕子磯的低窪地,山地高處的多架機關槍構成火力網,同時掃射。這位士兵應聲倒在別人的屍體下邊,由此倖免一難。
每天騎馬跑幾十裏受降
在第一次採訪中,謝蔚明說到,他後來從事的“記者文字生涯”,與一位中國大作家的影響有關;後來,爲宣傳堅決抗戰,在戰地採訪過某“戰區司令長官”。只是,對於一位九旬老人,相隔60多年的時空距離,這兩個就在嘴邊上的姓名,一時就是難以出口。
到第二次採訪時候,謝蔚明告訴我,那位大作家是郭沫若,那位戰區司令長官是李宗仁。
在準備這次採訪的案頭工作中,我查讀到謝蔚明曾在湖北鄂中創辦《新湖北日報》的記錄。
抗戰時期,湖北省政府和六戰區長官部遷到恩施,閉塞的恩施山區一躍而成爲湖北省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捍衛陪都重慶的屏障。歷史的機遇給恩施帶來了包括新聞在內的各項事業的迅速發展。大量的文字資料和口碑材料,使我們得以瞭解半個世紀的恩施報壇的繁榮盛況、風雲變幻和廣大報人爲挽救民族危亡作出的貢獻。
鉛印報紙應運而生,左右局面的是《武漢日報》、《新湖北日報》、中央社分社,其分別是中央級、省級機構,駐足恩施,面向全省全國,影響境內輿論。
1944年《新湖北日報》設立鄂中版,陳誠在官邸召集報社各部門負責人人共十餘人座談,加以勉勵,要鄂中版主任謝蔚明注意地方官吏貪污不法情況,還要祕書告以聯繫的密電碼。
對於這段歷史,謝蔚明欣然答曰:我是鄂中版的負責人。我提問,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軟禁在土家族地區的鐵將軍——葉挺在鄂西》中,有一小節內容是“與記者謝蔚明的‘親密接觸’”,只是網絡上沒有具體的內容顯示。謝蔚明回答,我不止一次去看望過葉挺。我再問,葉挺在皖南事變被俘,輾轉軟禁至鄂西,你去探望,難道沒有什麼阻礙麼?謝蔚明坦然答道:沒有阻礙,“我是記者”。
在網絡版90年代的“文史春秋”中,有記錄“葉挺在恩施囚居生活”的文字,其中提到葉挺與年輕記者謝蔚明的多次交往:
在鄂西邊城恩施城西一座小山腳下,有座土木結構的普通農舍——後山灣154號。50多年前,葉挺將軍曾兩度被囚於此,在這裏度過了兩年多的囚居生活。
1942年初春,《武漢日報》青年記者謝蔚明慕名拜訪葉挺。面對這位素不相識的官方報紙記者,葉挺坦然表達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他說:“抗戰一開始,就提出全民抗戰的口號,但是空喊了幾年,沒有實行。”說到這裏,葉挺將軍非常激動,用廣東客家話痛心地指出:“國民黨政府總是害怕民衆起來,設置種種障礙,捆綁民衆的手腳。要是放手發動老百姓共同對敵,抗戰怎麼會有這樣喪師失地的局面”接着,葉挺猛烈抨擊了國民黨腐敗的兵役制度:“抗戰是神聖的事業,要依靠千百萬士兵流血犧牲保衛國土。但是,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卻受着非人的待遇。現在補充兵員,主要是抓壯丁。兵役機關和軍隊層層剋扣,當官的肥了,可是當兵的一天連三餐稀粥都喝不上。這樣的士兵又怎麼打仗”
將軍在囚居生活中對時局仍瞭如指掌,使記者既驚奇又佩服,深感葉挺不僅是一位名將,還是一位有着精闢的政治見解的學者。最後,葉挺對這位青年記者寄予殷切期望:“你很年輕,才20多歲,青年新聞工作者要有正義感,發揚正氣,爲人民立言、立德、立功。”據謝蔚明回憶,葉挺的話使他受到了很深的教育,“如果說以後我做了一些對革命有益的事,葉挺將軍的這次接見是起了作用的”。
涉長江蹈血海,年近30歲的謝蔚明終於迎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湖北省文史資料的網絡版上,有篇署名謝蔚明的《勝利受降隨軍記》。同樣由於是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字,今天已沒有具體的內容顯示。而眼前九十高齡的謝蔚明則有些激動,他站立起來:是啊,我是寫過這篇文章的。小日本投降了,我跟隨部隊到處去受降,好幾個地方我們是騎着馬去的,“我騎馬騎得可好了,每天跑幾十里路,跑得飛快,一點不累”。
騎在馬上的他,那時節真可謂思緒難平,激動不已。後來當他坐在南京審判法庭的記者席上,他不由得想起秋瑾女俠的一句詩:“磨刀有日快恩仇”。
祈願中日世代友好
1949年秋,謝蔚明任《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記者期間,爲寫作《康藏公路紀行》,採訪過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謝蔚明笑着回憶,那時達賴年輕,我記得,他還不到20歲。書桌上,一幅梅蘭芳的黑白照片擺在非常顯目之處,謝蔚明指着照片右上角的藍墨水鋼筆字,說道:這是梅蘭芳的親筆。照片背面的記錄是:1953年。
1957年後,謝蔚明歷盡坎坷,在東北農場度過了人生中艱辛的19個年頭。我問他,具體在黑龍江什麼地方勞動,他依舊思緒踟躕:我要好好想一想,再回答你。
1980至1986年初,謝蔚明任《文匯月刊》雜誌副主編。退休時分,他已踏在了70歲的門檻上。1995年,他被聘爲上海市文史館館員。
2005年8月15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謝蔚明寫下《凝視歷史》一文,在文匯報刊出:“距今將近七十年前,日本侵略者發動了蘆溝橋‘七七事變’,訊息傳播出來,我不禁悲喜交集,失聲痛哭,恨日本無端侵略中國,也爲我國軍人奮起反擊高興。”文至最後,他這樣寫道:俱往矣;現在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對侵略暴行置於不顧,大肆篡改日本教科書混淆是非,而且擴充軍事實力,引起愛好和平的世人關注。我寫此文傾訴心曲,唯願日本右翼人士改弦更張,讓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謝蔚明書房裏,有關69年前那場侵略大屠殺的書籍,《日本的戰爭責任》、《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南京大屠殺新考》、《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等等,被歸攏在一起。也許,攤開這些無比沉重的史實記載,中國人民始終不會凝固的記憶的鮮血,依舊會順着書頁流淌下來。所以,這些書擺在今日書櫥最顯眼的地方,卻被緊緊地捆紮着。
背景如此不同的美國人,爲何都被南京大屠殺這一題材深深吸引,並不約而同地以紀錄片形式向世人展現?
他們是二戰結束後出生的美國人,一個是叱吒商界的名人,一個是妙手回春的醫生;
他們曾對發生在大洋彼岸的血腥事件一無所知,只因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一書而萌發拍攝紀錄片的念頭;他們最大限度地調用各種資料,商人拒絕了中方的合作要求,而醫生請來一位中國女記者參與制作;他們都希望能在2007年12月(南京大屠殺70週年之際)正式公映自己的影片,如今商人贏得了聖丹斯電影節的“入場券”,醫生的小規模放映也取得巨大成功……
背景如此不同的美國人,爲何都被南京大屠殺這一題材深深吸引,並不約而同地以紀錄片形式向世人展現?他們的紀錄片究竟會以怎樣的視角來講述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對美國社會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將產生怎樣影響?商人和醫生給《新民週刊》的答案耐人尋味。
二戰“盲點”
現年50歲的泰德·雷恩希斯(Ted Leonsis)在美國是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個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希臘後裔,目前是美國在線(AOL)副總裁、美國職業冰球聯盟(NHL)“華盛頓首府”隊的老闆。
2004年末,在加勒比海的遊艇上度假時,雷恩希斯無意中看到張純如自殺的消息,於是決定看看這位美籍華裔女作家生前最著名的作品《南京大屠殺》。日軍殘殺30萬中國人的歷史深深震撼了雷恩希斯,他當場拿出支票簽下200萬美元,着手開拍一部紀錄片。
當雷恩希斯在華盛頓開始建立自己的電影公司Agape(希臘語“愛”)並以紀錄片《南京》(Nanking)作爲公司處女作時,加州聖何塞的朗恩·約瑟夫(Rhawn Joseph)醫生早已爲《南京夢魘》(Nightmare in Nanking)這部紀錄片做了25年的準備。這個擁有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博士頭銜的神經學醫生,對歷史、藝術、音樂、寫作也十分在行。他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源於兒時對二戰史的興趣。
“我的父親參加過二戰。我雖然在戰爭結束後纔出生,但那仍是我童年時電視、電影的主題。我也經常和朋友們討論這場戰爭,尤其是太平洋戰場上日軍對美軍的屠殺和折磨。然而,對於日軍對中國人以及亞洲人民的罪行,我們幾乎不瞭解。”約瑟夫對《新民週刊》說,“我相信二戰是一場善惡之戰,和現在戰爭不同。因此,我從小就關注所有和二戰有關的材料。”
約瑟夫看了大量有關二戰的書籍和文章,以及數十部紀錄片,他發現歷史往往由鮮血寫就:戰爭、戰爭,然後是更多的戰爭……大概25年前的某一天,他偶然讀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一段文字,感到十分震驚,“我很詫異,爲什麼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這個問題在約瑟夫心頭疼縈繞許久。
雷恩希斯不知道此事還情有可原,畢竟他的心思可能都用在商場打拼上。但從小耳濡目染二戰資料的約瑟夫也對此一無所知(他那參加過二戰的父親也是如此),可見南京大屠殺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對二戰認識的一個盲點。
“我知道日本曾承認對白人的暴行(如1942年“巴丹死亡行軍”,2萬多美軍俘虜在菲律賓被日軍所殺),但我不知道南京大屠殺。而且,南京發生的一切和我之前讀到的戰爭完全不同:日軍對中國人民的罪行特別恐怖和邪惡。更糟糕的是,日本人竟享受於這種暴行。”約瑟夫告訴《新民週刊》,暴行在戰時也許難以避免,婦孺經常是受害者,但像日軍如此施暴的十分罕見。
“納粹的邪惡人盡皆知。但有些人在殺害無辜婦孺後的幾小時可能會惴惴不安,有的人幾乎接近精神崩潰。臭名昭著的集中營負責人、納粹黨衛軍首腦海因裏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也因目擊槍殺平民而病倒。他把大批猶太人送進毒氣室,認爲這樣更‘人道’一些。日軍卻愉悅於虐待他人,這樣的惡劣行徑很邪乎。”那時的約瑟夫就計劃用未來20年時間來寫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
而後的十幾年中,他一直蒐集相關書面證據、複印照片,從美國國家檔案館調取影像資料。1997年,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書一上市就十分暢銷。“我發現自己無法和她競爭。”約瑟夫對記者坦言,他那時放棄了出書念頭。“我準備拍紀錄片,這並不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爲我此前寫過一些劇本,其中一些已經被人拍攝成片。我也和人共同創作了一部百老匯戲劇,相當成功。因此,我籌備拍了兩部有關二戰的紀錄片:一部是2004年完成的《希特勒日記》,已在PBS(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等電視上播出;另一部就是2005年完成的《南京夢魘》。”
《南京》VS《南京夢魘》
記者雖未看過這兩部紀錄片,但通過雷恩希斯助手阿拉娜·戴維斯(Alana Davis)和約瑟夫向《新民週刊》提供的資料來看,兩部片子雖然都受張純如作品的影響,但側重點完全不同、製作班底也各具特色,《南京》更“大牌”一些,《南京夢魘》也許相對“小衆”。
《南京》主要以張純如作品中第五章《南京安全區》爲主幹,講述當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如何拯救25萬中國人的英雄主義故事。在這些西方人中,有中國版“辛德勒”——德國納粹商人約翰·拉貝(John Rabe)、南京城內唯一的外科醫生——美國人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和美國女教士明妮·沃特林(Minnie Vautrin)。
《南京》以這些人的日記、書信爲旁白,穿插當年倖存者的採訪和參與大屠殺的日軍老兵的回憶。
旁白都是好萊塢明星,在《英國病人》和《達·芬奇密碼》中飾演配角的喬根·普羅斯諾(Jürgen Prochnow)給拉貝配音、因《性書大亨》獲得1997年第69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的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爲威爾遜“獻聲”,而沃特林則由出演伍迪·艾倫影片《曼哈頓》中少女特雷西一角而名聲大噪的瑪利爾·海明威(Mariel Hemingway)演繹。
身爲製作人的雷恩希斯和導演比爾·古騰塔格(Bill Guttentag)的足跡遍及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找到許多珍貴的影像資料。古騰塔格的《世貿雙塔》(Twin Towers)在2003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而此片的音樂製作由格萊美獲獎者盧·裏德(Lou Reed)擔綱,由此可見《南京》製作班底的強大陣容。
相比之下,《南京夢魘》就是“小作坊”製作,畢竟投資只有10萬美元,其中一半是約瑟夫自掏腰包,另一半是試映後各界人士的慷慨捐助。整部紀錄片的製作團隊只有兩人:約瑟夫和中國女子吳海燕(Joy Wu),後者曾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兼編導。
約瑟夫對於這樣的“小作坊”製作並無怨言:“我是個醫生,可以養活自己並有餘錢資助這部紀錄片。我自認爲是一個科學家、學者和藝術家,人們欣賞我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回報,這比賺錢更有意義。我和吳海燕是在一個論壇上相識的,當她得知我要製作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後,就主動要求加入。因爲作爲一名中國人,她覺得自己有義務這麼做。而後她就開始與我共事,給紀錄片普通話版本配音,還幫我募集資金,安排試映活動。”
雷恩希斯在其12月6日的博客中寫道:“我今年3月去了中國,採訪了那些當年經歷南京大屠殺的人,這份經歷改變了我的人生和世界觀。”記者無從知曉這種“改變”究竟有多強烈,但在製作《南京夢魘》時,吳海燕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落”。
約瑟夫告訴記者,吳海燕在製作時這部影片時會哭,有時夢到日軍殺她家人並在街上追她的可怕情景。這種感覺在小範圍試映後得到許多觀衆的認可。“觀衆中有三成是白人,他們的表現通常是震驚、驚訝,然後是憤怒。一些二戰老兵甚至開始生氣,因爲他們對此毫不知情,並想知道爲何自己會被矇蔽至今。”
爲了讓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並在西方世界做到“掃盲”,約瑟夫把這部77分鐘的紀錄片(英語和普通話兩種版本)都放到網上RapeofNanking.info或RapeofNanking.TV,網民可以免費下載觀看。據Google統計,目前至少有1816個網站提供這部影片的下載,總下載數已超過61萬次。
而《南京》則更看重市場效益,中國中央電視臺已花巨資購買了這部片子在中國的播放權。《南京》也將參加2007年1月的聖丹斯電影節的紀錄片競賽單元,與其他15部影片一爭高下,而它的下一個目標是明年5月的戛納電影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