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作爲享受正部級待遇的文化部原常務副部長，還是作爲著名的作家、詩人、文藝評論家和攝影家，年過7旬的高佔祥一點都沒老，在他的心裏，還裝着衆多貧困孩子的未來。 “爲了孩子們，我願意當孫子！”
記者沒有想到，作爲著名的文學家，作爲文化部原常務副部長，面對記者的錄音機，“老北京”高佔祥的嘴裏居然蹦出了這麼一句話。
熟悉北方話的人都知道，在北京方言裏，“孫子”是表示對人十分鄙夷的說法，土生土長於北京的高佔祥自然也十分清楚，只不過這一回，他是用這樣一種極端的說法，來表明自己當前一心扶貧助學的心態。
記者知道，高老所指的“孩子們”，並非自己的親生孩子，而是全國各地無數因爲家庭經濟窘迫而面臨失學的學生。 爲了孩子不怕難堪
其實，高佔祥之所以說出這句近乎自虐的話，背後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15年前，高佔祥從文化部卸任副部長一職，他想起自己在擔任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門領導期間，發現的許多貧困家庭孩子輟學的現象，就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先後發起了“朝霞工程”、“晚霞工程”和“山花工程”。現在看來，這3項“工程”都是影響巨大的助學公益行動。
發起這些助學行動之後，高佔祥經常想方設法爲貧困學生募捐學費，其中一個辦法就是鼓動企業捐款。
按照有關法規，有的捐款並不能減免稅收，高佔祥就只好親自充當說客，爲捐過畹鈉笠嫡∷笆蘸推淥矯嫺撓嘔菡摺?/p>
一次在某地，爲了能夠給企業捐贈款項減免稅收，高佔祥找到了當地稅務局，稅務局長聽說高佔祥的要求後，不願意見他。於是他就聯繫副局長和主管處長，結果都被拒絕見面。無奈之下，高佔祥費盡周折約到了該局的一名副處長。哪知道，剛聽完高佔祥的請求，這位副處長臉一沉，對高佔祥說：“我們沒有減稅的權力和義務，你部長來了也不管用。”
事後有人對高佔祥說：“你一個堂堂的正部級幹部，居然在一個副處長面前受這種氣，你不覺得委屈嗎？你這是圖什麼呢？”高佔祥樂呵呵地對朋友說：“爲了孩子，我什麼都願意做；爲了孩子，我願意當孫子。” 6萬元“出場費”
熟悉高佔祥的人都知道，爲了給貧困學生募捐，他不僅受過副處長的氣，還經常在外碰釘子。高佔祥自己卻幽默地把這些遭遇總結爲“三皮”，他說：“爲了籌款，我是硬着頭皮，厚着臉皮，磨破嘴皮去化緣。”
不過，在籌款方面，高佔祥還是有自己的一套特殊辦法。幾十年來，高佔祥苦練書法，他不僅是文學家，還是卓有成就的著名書法家，他的書法作品曾經多次獲得過國家級大獎。高佔祥放話在外，只要願意爲助學捐款，他都願意贈送書法作品。
因爲在文學、藝術和攝影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高佔祥即便退休之後也很忙，很多企業樂意請他去。高佔祥規定，只要有企業邀請他參加合法的活動，他都願意去，前提條件是至少捐助6萬元資助10個學生的學習。“我這也算是出場費吧。”高佔祥幽默地說。就是爲了募捐，年過7旬的他總是經常奔波於全國各地。
提起這些慈善行動，高佔祥說自己也是爲了促進中國的公益理念深入人心，他說，“很多人認爲，公益事業需要有錢人可憐沒錢的人，是恩賜和同情，其實，公益事業主要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在於慈善理念，在中國，慈善理念還不夠深入。每個人都應當明白，個人的財富源於社會，個人富了應該回報社會，這不是憐憫，而是感恩。” 一次偶然的刺激
71歲的高佔祥從童工一直做到正部級官員，歷任工廠團委書記、北京市團委副書記、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河北省委副書記，文化部常務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和第二屆中央候補委員。在多處任職過程中，高佔祥經常感受到中國貧困學生的現狀，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讓他印象尤其深刻。
高佔祥告訴《公益時報》記者，那一年，他帶領一批藝術家到山西靜樂、婁煩兩個貧困地區慰問演出。演出結束後，20個好奇的孩子圍着看高佔祥腰間挎着的相機，高佔祥就拿出自己剛出版的《處世歌訣》送給身邊的這些孩子。
“這是爺爺給你們的書，在課外時間讀一讀。”高佔祥說。
“爺爺，我不識字。”“爺爺，我沒上學。”孩子樸實而天真的訴說讓高佔祥頗感意外，心頭一酸。他把孩子們的名字逐一記了下來，打定主意要包下這20個孩子小學5年的全部學費。
回到北京後，山西孩子們那一張張質樸的小臉，一雙雙純真的眼睛，仍然時常浮現在高佔祥的腦海裏。他把稿費和書法潤筆費一筆筆地積攢起來，逢年過節就給這些孩子們寄過去，並親筆給每個孩子寫信，鼓勵他們認真學習。他想，如果這20個孩子上完小學，能夠繼續上初中、高中、大學，他將繼續幫助他們。
“我是農村長大的苦孩子，從小在田間勞動，沒錢上學。我是靠着自學和苦幹，一步步從童工走向領導崗位的。我深知，書籍是生活的陽光，我不能讓這些山裏孩子感受不到‘陽光’的照耀。”回憶起11年前的這段往事，高佔祥仍然心頭沉重。
其實除了資助這20個孩子，高佔祥還在用自己的錢幫助更多的貧困孩子上學。
高佔祥的善舉也引起了一些旁人的猜疑，有人質疑說，高佔祥就那麼一點工資收入，哪來那麼多錢去資助那麼多學生？高佔祥理直氣壯地公開說：“我捐出去的這些錢，都是我自己的勞動所得。別人找我索要書法作品，我要收錢，我收的這些錢，就是爲了幫助貧困學生。” 永遠年輕的高佔祥
高佔祥情繫貧困學生，和他的人生經歷不無關係。
1935年，他出生在北京通縣(現通州區)的一個貧困家庭，9歲的時候，他就被迫去一家鋼鐵廠做童工。在日本人的皮鞭下，高佔祥每天要砸礦石，擡廢鐵，那時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吃上淨面的窩窩頭”。悲慘的生活讓高佔祥有感而發，9歲那年，他寫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著名的《童工謠》。
也正是這種生活，讓高佔祥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善和愛，正是從那時起的坎坷經歷，培養了高佔祥寬以待人和關愛他人的品格，熟悉他的朋友都說，“高部長是個性情中人。”
在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期間，一位外國朋友聽說中國沒有國標舞學院，就斷定“中國15年之內難以在國際賽場上取得好成績”。憋了“一肚子火”的高佔祥因此決定辦一所國際標準舞學校。爲了解決土地、資金、設施和師資等一系列難題，高佔祥帶頭募款，他把自己家的書架和電視機搬到了學校，並用自己的稿費給學校添置一臺音響，還把自己家的2000多冊圖書運到了學校。在開學典禮上，那位曾經很武斷的外國友人心悅誠服地豎起大拇指：“了不起，中國人！”
高佔祥學攝影，後來拍荷花出了名，十幾年來，他拍了幾萬張荷花，出過6個攝影專集。爲了這一切，他也沒少吃苦頭。
有一次在圓明園拍日落殘荷，爲搶時間找角度，高佔祥在冰面上跑。突然冰面裂了，高佔祥掉進了冰窟窿裏。回家後，高佔祥怕家裏人知道，直接溜進浴室換衣服，老伴納悶：“今天怎麼這麼勤快呀，進門就洗澡？”高佔祥沒敢說實話，直到老伴發現了鞋上的水和泥，他才乖乖“招供”。
“我這麼投入，是爲了體驗攝影家那種追求的精神。”高佔祥說，“無論我寫的詩、寫的歌詞、寫的書法，我都要追求超越。首先我要超越我自己，然後我還要想辦法超越別人，能不能超越過去不敢說，但一定要有我的風格，如果你的目標都不敢超越，那怎麼能成功呢？”
高佔祥就是憑着這種超越的精神，一直在不斷努力，71歲了，當記者見到他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樣子——紅色的夾克，黑色的西褲，配上一副金邊眼鏡，滿頭黑髮整整齊齊，走起路來腰板挺直——你不會覺得他是一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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