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
前段時間，高羣書率電影《東京審判》劇組“一哨人馬”從北京趕到天津濱海新區，參加津報集團《假日100天》創刊5週年“成長家”慶典活動，記者有幸與高羣書進行了一番暢談。
高導一行來到開發區，早過了午飯時間，他們還餓着肚子。他說，沒關係，來碗麪條就行！
好大的一碗麪條。高羣書用筷子挑起一大股，送進嘴裏，緊接着一股又一股……
我說，不着急，您慢慢吃。
他沒工夫理睬我。
看高羣書吃麪條，也讓人提氣。一個壯壯實實的中年漢子，這般“狼吞虎嚥”，夠爺們兒！
忽然想到，《東京審判》在一些城市放映的時候，觀衆自發地高唱國歌，這情景，在中國電影百年的放映史上是罕見的。當然，也有人對此感到不可理解，其實，只要他走進電影院看罷《東京審判》，只要他還是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他就一定會被感動得熱血沸騰，就會在心中升騰起民族尊嚴的自豪感！
文如其人，“影”也可以如其人的。導演似乎是“隱身”於銀幕之後的，但導演卻以其獨特的“語言”與觀衆進行着交流。電影魅力體現着導演風格，《東京審判》便蘊含着高羣書血性壯漢的個性、慷慨男兒的品格。
其實，我們對高羣書的個性和風格一點兒也不陌生，電視連續劇《中國大案錄》就出自他的手筆，其中的《西安大追捕》採用“原生態紀實”的拍攝手法，由親歷幹警再現真實，給人以驚心動魄的震撼；《九五打拐第一案》則把人性的醜惡撕破了給觀衆看；《征服》以殺人狂“劉華強”的毀滅，彰顯着正義那不可戰勝的征服力量！血性壯漢的個性，使高羣書的製作大氣磅礴、粗獷豪放，在剛勁、冷酷中張揚着正義與邪惡的較量……
容不得我多想，高羣書就把一大碗麪條塞進肚裏。他說，好啦，開聊吧。
他的愛吃麪食與豪爽性格，讓我誤以爲他是東北漢子。他大笑着說，誤會誤會，我是河北人。我說，燕趙大地，自古多有慷慨悲涼之士。他唱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我說，當年荊軻刺秦王慷慨不復還，如今您拍《東京審判》卻是談笑凱歌還。他說，也很懸啊，險些不復還。
一部《東京審判》拍得異常艱難，影片製片人是由三方投資商組成，中途，一個投資商竟然逃之夭夭了，把高羣書逼上了絕境。當時，他在棚裏拍攝，外面就堆着一些債主子，劇組裏也是人心惶惶，演職人員擔心拿不到報酬。剩下的兩個投資商簡直急瘋了，天天嚷嚷着要跳樓，他們情緒低落，悲傷絕望……身爲“高級打工仔”的高羣書是可以脫身自保的，無非是解散劇組，電影不拍了，少拿一些導演費而已。
如果高羣書就此“退出”，那就不是血性壯漢、慷慨男兒了。開弓沒有回頭箭，壯士一去不復還，高羣書骨子裏的俠義豪氣在“生死抉擇”中迸發出來，他呀，把自己給“賣”了！他以承諾給人家拍電視劇爲條件，簽下“賣身契(拍攝合同)”，借債500萬元，堅持把《東京審判》拍到底！他的身份也由導演轉變爲“製片人”，他把自己和另兩個投資商捆綁在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戰車上。在許多人看來，高羣書簡直是“瘋”了，有民謠唱曰：“炒股炒成股東，泡妞泡成老公，炒房炒成房東”，那是人生的三大悲劇，高羣書可好，“導戲導成投資方”，這不是自找倒黴，要賠個血本無歸嗎？也有人暗自竊笑，等着看高羣書慘敗後失魂落魄的樣子。然而，他們等來的卻是高羣書電影處女作的一炮走紅，空前火爆！
如果是別人，歷盡艱險大獲成功之後，一定會很聰明地利用傳媒，大張旗鼓地“秀”自己，高羣書卻是出人意料的低調和坦誠。
當我問爲何有如此俠義之舉的時候，高羣書說，爲國家，我可以跑掉，因爲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爲藝術，我更可以跑掉，因爲我從來沒說過電影是神聖的藝術，我也不是什麼狗屁藝術家；爲民衆，我可以選擇去建一個希望小學；爲商業，我可以繼續拍我的電視劇；爲歷史，我不是一個鐵肩擔道義者；那麼，姑且就是爲自己吧，自己那點兒可憐的良心，可憐的虛榮心，可悲的同情心。
這就是高羣書式的幽默與自嘲，他拒絕當什麼英雄，他把自己的義舉僅僅歸結爲良心和同情心。他說他不忍心看到另兩位投資商因投資《東京審判》而慘敗絕望的樣子，他覺得那樣做太不仗義，所以，要爲朋友兩肋插刀，在所不辭。
採訪中，高羣書的剛毅、大氣、厚重及執著精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止如此，他的坦率和大膽直言同樣令人吃驚。譬如，他直言中國電影這些年主流片斷檔，是因爲我們一些偉大的導演都忙着拍能到國際上“拿獎”的電影去了；中國電影的萎靡是因爲從業人員素質太低；中國電影市場不景氣是因爲在市場運作上有問題等等。他的話是冷酷的，甚至不給同行留一點兒面子，但我們又能感受到他的心是火熱的。
高羣書並不完美，但是，毫無疑問，在當今的影視圈裏，我們非常需要像他這般充滿陽剛之氣的俠義戰士，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也非常需要像他那樣的血性壯漢，慷慨男兒。
拍反映人民意志的主流片
記者：現在電影《東京審判》已經很火了，讀者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作爲製片人肯定要對投資這樣一部電影進行風險評估的，您作爲導演，而且是您執導的第一部電影，您對風險做過怎樣的評估？
高羣書：沒有做那種特別詳盡的報告式的評估，但有一個基本的評判。當時，製片人找到我，我上網查了有關“東京審判”的資料和梅汝這個人物之後，感到這是二十世紀一個重大事件，梅汝身上所具有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傲骨和家國情懷，深深打動了我。當時我正想做拍攝主流電影的嘗試。以前我們是有主流電影的，比如謝晉的《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南征北戰》、《黑三角》等等。但是，在第五代導演出來之後，主流片基本沒有了，一些偉大的導演都忙着拍能到國際上“拿獎”的電影去了，迎合國外評委的口味。其實，國外是不乏主流片的，好萊塢有許多就是主流片，主流片應該是一個國家電影產業的支柱，美國、法國都是這樣，但我們沒有。所以，我要做這樣一個嘗試。
記者：這是您的電影處女作，當時感到有壓力嗎？您認爲主流片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高羣書：也沒感到有什麼壓力，我做電視劇這麼多年了，知道觀衆最需要什麼，只要努力去做，肯定能走得通，這就是走主流片的道路。主流片有三個基本要素：一是公衆和政府共同認可的道德標準，比如英雄主義、鋤強扶弱、危機救助、正義戰勝邪惡等等；二是強大的製作規模和演員陣容；三是好萊塢的經典敘述方式。
電影是拍給人民看的，主流電影要反映人民的意志，這就是大多數人共同的審美和善惡標準。再說得簡單點兒，人民不愛看的電影，就不是主流片！用非正常手段把觀衆忽悠進電影院，看後讓觀衆罵街的電影說到哪兒也不能叫主流片。
看一看我們現在的一些所謂大片，講的是一種什麼故事？表達的又是一種什麼玄妙的思想？用華麗把空虛包裹起來，似乎在構造視覺盛宴，其實是在嘟囔着一種夢囈般的胡言亂語。電影是要讓人民得意的，而不是僅僅讓自己得意，或者是僅僅讓電影節的評委們得意。
主流片就是老老實實地說人話，真實地表現生活，用一種符合公衆心理的、妙趣橫生的、驚心動魄的方式給觀衆敘述故事。
記者：有一個問題還是不能迴避的，如今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也就是80後這一代人，他們對抗日戰爭那段歷史的瞭解和關注程度，比中老年人要差許多。
高羣書：我在拍片的過程中，許多人就跟我說，老高，現在的年輕人不可能掏腰包去看你這麼嚴肅的一部影片。但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不對的，是低估瞭如今年輕人的愛國熱情，現在是很多80後的年輕人走進影院看《東京審判》，在有些城市，電影散場後，觀衆還自發地高唱國歌，情景十分感人。而且，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的大部分是年輕人，高中生、大學生留言的非常多，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不論是中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看過電影都很受震動，都很興奮，大家一致認爲，這是一部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看的電影。
實踐證明，電影是擁有觀衆的，關鍵是你怎麼去拉動。初步統計，截至目前，票房收入已經超過了兩千多萬元。許多觀衆在網上留言，反對盜版、反對下載，這表明了大家想維護某種東西，支持電影事業的健康發展，這是令人感動的。當時我就說過，中國人民有這個傳統，中國的年輕人也有這個傳統，比較關心政治、關心時事、關心社會，關心國家的歷史和今後的前途。電影不是瞭解歷史的唯一途徑，但它又是最大衆化、最形象生動的一種傳播方式，拋磚引玉，觀衆看過電影之後還可以通過看書、查閱歷史資料等等，再對歷史做深入的瞭解。
央視的《百家講壇》，易中天一講“三國”，劉心武一講“紅樓”，就帶動了大家讀“三國”、讀“紅樓”的熱情，同樣，《東京審判》也帶動了年輕人瞭解抗日戰爭那段歷史的熱情。
告訴人民一個真實的歷史
記者：您拍《東京審判》感到最難的是什麼？
高羣書：最難的是史實與戲劇性的結合。東京審判是二十世紀的一個重大事件，爲此，中華民族以3500萬人的傷亡、600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爲代價，才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國家尊嚴。梅汝、向哲浚、倪徵燠是肩負着民族尊嚴去審判戰犯的，要把他們所代表的中國力量凸現出來。
歷史上的東京審判歷時兩年零七個月，其間，共開庭818次，法庭記錄4.8萬餘頁，出庭證人419人，出示文件證據4000多件，判決書長達1213頁，規模超過了紐倫堡審判，堪稱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要把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用電影的手段、在有限的時間內“再現”給觀衆，對導演是一個挑戰。挑戰來自兩方面：它是逝去的歷史，但你不能拍成純粹的紀錄片；你要用藝術手段講故事，但又不能有失歷史真實。其難點就是史實與戲劇性的結合。於是，設計了“庭審”的主線、“家庭”的副線，其核心點就是要告訴人民一個真實的歷史！
記者：史實與戲劇性畢竟是一對矛盾，當兩者的矛盾無法協調時您做怎樣的取捨？
高羣書：主要是找到“結合點”，有些東西你是必須要的，但又要避免瑣碎和冗長，這就要考慮它的戲劇因素，它的對峙感和矛盾衝突，是哪個因素使庭審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結合得好就有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在矛盾無法協調時，是犧牲藝術效果還是犧牲歷史？我寧願犧牲藝術效果。犧牲了部分藝術效果，下部片子我還可以彌補，如果把歷史扭曲了，那是一輩子都無法彌補的遺憾。
記者：您剛纔說，真實還原歷史比顯擺自己的藝術才華更重要，您是把自己擺在了遵從歷史的角度？
高羣書：是的，我當時就確定了一個原則：我們只是還原真實，不情緒化，一定要客觀。它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我們只是把它藝術地“再現”，決不像法官那樣給它一個評判，我們只是把它拿出來，真實地還原給觀衆，觀衆看後會有什麼感覺和認識，那是觀衆的事情，作爲編導，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和評價硬塞給觀衆。爲了不至於偏頗，我儘量隱身其後，以一個傾聽者和記錄者的心態，不激憤、不感情用事，儘量冷靜而客觀地講述60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確保真實。
爲了還原歷史，影片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歷史資料鏡頭，這些鏡頭是花重金從美國、荷蘭等國買來的，由於國內缺乏這些資料，儘管拍攝資金非常緊張，還是要買，因爲有許多是第一次解密的珍貴歷史鏡頭，就是要讓觀衆看到一個真實的東京審判。
影片中的庭審戲，80%以上都是有出處的，所有人物的對話，甚至一個手勢、一個眼神兒，都有真實的歷史資料爲依據。我們按照歷史照片中的桌子、椅子復原了法庭場景，就連梅汝的眼鏡、劇中人物的服裝等都按照歷史照片復原。演員也儘量找與歷史人物相似的，比如英達，他與當年的倪徵燠實在太像了，就請他來演。
記者：影片中的庭審戲，主要語言都是英語或日語，也是爲了還原真實的歷史？
高羣書：是的，爲了保證語言的真實，劇本是經過英語和日語專家校訂的，因爲它是關於法律的實事，許多語言的唯一性特別強，不像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口語，可以用多種說法表達差不多的一個意思，但是，法律語言不行，必須特別嚴謹。拍戲時，我還請翻譯幫助我進行“語言監控”，他會告訴我某演員把某句話改變了，那麼我就問：你爲什麼要改變？你有什麼根據要改變？我會告訴某演員，不能改變，你還得照着本子走。我就是要從細節上追求完整的真相美！
拒絕承認運氣好
記者：有人認爲《東京審判》能夠這麼火，與中日關係曾經的緊張和變化的微妙有關係，說您的運氣好，時機趕得好？
高羣書：應該說這是一個綜合因素，有中日關係的原因，還有其他許多因素，比如有人說我這個題材選得好，有些主旋律電影的題材也很好，爲什麼公衆的認知度那麼低呢？題材只是一方面，還要去塑造。鮑魚是好東西，誰都知道它好，但不能給顧客吃生鮑魚吧？要看你怎麼加工，使用什麼烹飪方法，做出色香味俱佳的名饌珍饈，這東西不是靠撞大運就能撞上的。其實，我的運氣不好，一點兒運氣成分也沒有！完全是靠努力，一步一步才走到現在的。資金遇到的困境不說了，拍這部片子的時候，中日關係處在最緊張的時期，關係緊張，審查就會非常嚴格，當時就有好心的朋友跟我說，這個片子太敏感了，審查時被“槍斃”了，你怎麼辦？這能說我運氣好嗎？這部片子是純粹的民間投資，一點兒“背景”也沒有。不是審查遇到了什麼問題，審查是一次通過！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其實，關鍵是看你怎麼把握。我堅持真實性原則，儘量保持它的歷史真實，真實的就容易通過。如果你把握不住，就容易出敏感問題，就會碰到“雷區”，你反映的是真實的東西，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別人還能說什麼？
記者：您是學新聞的，而且當過記者，您在《東京審判》的成功，是否與您有一雙“新聞眼”有關係呢？
高羣書：應該是有吧，我現在還是記者，我的職稱就是記者，所以我是“業餘導演”。我當初選擇接拍這部片子，可能與我作爲記者的“新聞敏感”有關係吧，在此之前，製片人曾找過幾個大牌導演，人家都沒接，這才找到了我。是大牌導演的不屑一顧成全了我。
高羣書簡介：
高羣書1963年出生，河北省石家莊人。1986年畢業於河北大學新聞系。
1992年在石家莊電視臺任記者、編導。
1999年因拍攝電視劇《命案十三宗》一炮走紅。
主要作品有：《中國大案錄》、《九五打拐第一案》、《征服》等。
2003年，他執導的《征服》被公認爲年度最火爆警匪題材電視劇。
2006年，他執導的電影處女作《東京審判》火遍全國，被譽爲“每一箇中國人都應該看的電影”，獲長春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