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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兩條有關醫患關係的新聞，還真牽動了我們原已“見怪不怪”的神經。一是據報載深圳市一家醫院有的醫務人員，要戴鋼盔上班。另一條是，昨天本報報道的瀋陽民警進駐18家醫院。當然前者無疑是極端個案，後者進駐醫院也包括爲抓小偷等目的。但我們的直覺還是情不自禁地指向了醫患關係。
怎麼緊張到了這個程度？說個案其實也不是個案。社科院前兩天發佈的“社會藍皮書”說：“我國城鄉居民認爲‘看病難看病貴’是最突出的社會問題。”
醫生戴鋼盔防的可能是“醫鬧”，而“醫鬧”現象是醫患關係失衡後出現的新“非對稱性對抗”。醫生對診斷、尤其用藥有絕對的“話語權”，於是大處方至今沒什麼好辦法監督。一旦發生糾紛，至今也沒建立起令人信服的鑑定仲裁機制，患者維權難上加難。最近一位“不信邪”的農民，用了8年時間讀了78本醫學書，寫了幾萬字的“辯書”，終於才維了權。這個辦法有推廣價值嗎？
維權維艱，規則的公平性被質疑到了一定程度，個別當事人就拋開了原有的遊戲規則。先是個別患者家屬鬧，進而又出現一羣職業“醫鬧”，圍着手術室兜攬生意。於是出現這樣的怪現象：“做完手術鬧大夫，一鬧鬧個萬元戶”。
沒有公平的規則，不會有贏家，“醫鬧”現象正生動地詮釋着這樣的道理，也在呼喚着新機制儘快建立完善。相信那幾位醫務人員也明白，戴鋼盔也不能確保安全，讓公平的規則守護和諧，纔是最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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