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令許多購房者望樓興嘆。(圖爲資料照片)。
新年前夕，爲確保市民購買到安全放心的食品，北京嚴把安全質量關，工商執法人員十二月二十一日對轄區內最大的天秀農副產品市場進行檢查。
香港《大公報》載文稱，大多數中國家庭對於幸福的願景有着大體一致的嚮往，無非是有份工作、有套住房、孩子上得起學、老人看得起病、生活有起碼的保障。時代變革所帶來的巨大裂變，讓一些人率先步入了幸福的行列，卻也留給更多的普通人難以磨滅的煩憂。送走二○○六，又迎來二○○七，幸福的征途還有多遠？一位北京市民的回答也許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聲，“現實雖不盡如人意，我仍願意相信，未來將美夢成真。”
●住房：看得見摸得着
二○○六年是中國房地產業備受關注的一年。這一年，沒有哪個領域比它承受的調控力度更大，也沒有哪個領域能如此強烈地牽動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市民的神經。大家的心情，時而歡喜時而憂，時而興奮時而沮喪。北京市宣武區大柵欄的老紀，也是其中的一員。
隨着轟隆作響的推土機大舉開進，老紀所在的舊城區開始啓動拆遷工程。整個二○○六年，老紀就加入了搬出祖屋、尋覓新房的動遷大軍行列。
比起他那人均不到四平米的破舊老房子，外面哪一幢樓房都顯得光鮮亮麗。“只是那價錢，”老紀苦笑地說，“簡直是天文數字啊。”
就新房而言，離他家不遠的新世界半年不到已從一萬出頭漲到一萬七。即使退而求其次，二手房的房價同樣令人咋舌。一套八十平方米的二手房開價時五十七萬元，過幾個月再看已經漲至七十二萬元。儘管這樣，每一個售樓小姐都說，樓盤一開盤，購房者已蜂擁而至，“朝向好的已經沒了。”在這種躁狂不安的奇特氛圍中，老紀和其他惟恐落後於人的購房者一樣，“巡城馬”似的跑遍了幾乎大半個北京城，卻也只能望樓興嘆。
在這期間，“國六條”、“十五條”相繼出臺，中央將房地產發展目標轉向深切關懷中低收入人羣住房，並從“原則”規定轉向量化“落實”。
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前三季度國內七十個大中城市的房價漲幅已回落了二點四個百分點。但也指出，一些城市房價上漲仍然過快，調控措施尚未完全到位。
不管二○○七年房地產行業還將迎來怎樣的博弈和廝殺，老紀只希望，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能一一奏效，讓老百姓都圓得上安居夢。“實在不行，只能考慮郊區的房子了。就怕哪天不小心，就蹓躂到河北去了。”老紀憨厚的笑裏有一絲豁達，也有一絲無奈。
●食品：民不以食爲“驚”
“民以食爲天”、“謹防病從口入”……這些古訓，足以說明中國人對食品安全的重視。然而，二○○六年爆發的一系列食品安全問題，卻不斷地攪動着中國人餐桌的平靜。
六月，北京第一例食用福壽螺導致的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確診。七月，電視臺曝光湖北武漢等地的“人造蜂蜜”事件。八月，浙江省台州市的毒豬油事件和南京市的“口水油”沸騰魚相繼見報。九月，上海市發生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十一月，“蘇丹紅”鴨蛋和“嗑藥”多寶魚席捲而來，部分桂花魚樣本還被驗出含孔雀石綠。接二連三的食品安全事故，幾乎到了令人談“食”色變的地步。
更讓消費者驚慌失措的是，這些食品安全問題，幾乎無一例外均由媒體事先曝光，監管部門隨後才介入處理。“那沒被曝光的呢？”一位長年掌管家中餐桌採購事務的吳大姐憂心忡忡地說，“難道只有依靠媒體在前線深挖追究，職能部門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嗎？”
目前到達百姓餐桌上的食品，需經過一條漫長產業鏈，其間涉及的諸多監管環節，由農業、質監、衛生、工商、藥監、檢驗檢疫、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等多個部門分管。正是這種“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況，造成了食品監管上漏洞百出、相互推諉的情況。
“二○○七年，希望監管部門能從亡羊補牢轉爲防患未然，讓我們吃得放心、安心，”吳大姐說，“這應該是我們對政府最基本的要求了。”
●收入：縮差距共富裕
在今天的中國，一邊廂，失業下崗、生活艱辛的人爲數不少，另一邊廂，國際奢侈品展覽上購者雲集，有人一擲千金，竟爲了個純金鑲鑽的坐廁。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二○○五年社會藍皮書》顯示，二○○五年城市居民中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家庭與最貧窮的百分之十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過八倍，有六成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貧富懸殊則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二○○六年，一項旨在化解階層衝突、彌合社會裂痕的變革悄然進行，在中央主導下開始推進。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十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再次將分配體制改革作爲重要議題之一，並詳細確定了改革的原則、目標及部署，採用“補低、擴中、調高”策略。
種種跡象表明，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不過，既要減少社會矛盾讓更多人分享經濟成果，又不能破壞合理的市場分配規則。“共富時代”如何實現“財富分配的和諧”，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求平衡，無疑是對中共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教育：“名牌衫”與廉價衣
二○○六年，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是備受非議的新聞人物之一。他在接受新華社採訪中的一段“教育購衣論”，可謂石破天驚。“教育就好比逛市場買東西，如果有錢，可以買一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只能去小店，買一百元一套的衣服。”此言一出，輿論譁然。
數字是最好的論據。教育改革之前，全國高校的年人均學費僅爲二○○元，一九九七年實現“公費生”和“自費生”並軌收費，學費標準開始節節攀升，目前已達五千元左右。也就是說，近二十多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不過三致五倍，而大學學費的漲幅卻高達二十五倍至五十倍。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鮑義志的提案顯示，按照目前的收費標準，一個西部貧困農民必須用三十五年的純收入才能供出一個大學生。
除了上學貴之外，就業難，是莘莘學子另一項沉重的負擔。“畢業了，我們一起失業”，成爲校園中流傳甚廣的告別語。奔波於各大招聘集會的大學生往往有着背水一戰的壯烈感言，“找不到工作，無顏見江東父老。只要單位管吃管住，哪怕沒有底薪也可以。”
令人憂慮的是，今天中國教育的兩道門，一道門是昂貴的票價當道，一道門是涌堵的人羣攔路。何去何從，拭目以待。
●醫療：天價何時了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最新一期《社會藍皮書》，除了食品之後，醫療竟成了家庭消費中最重要的一項，高達百分之十一點八，成爲最突出的民生問題。
今年六月，中央正式批覆成立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九月，該小組由發改委、衛生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等十一個部委聯合成立，發改委主任馬凱和衛生部部長高強任雙組長。在醫改大討論一年之後，正式轉入決策軌道。期間，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十餘天后，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重申了六中全會的決定，正式確立了政府主導醫改的方向。
但在執行層面，各部委的領會卻不盡相同，由此產生了不同的方案，圍繞應參照哪種醫改模式──英國、德國、美國、泰國模式的爭論不絕於耳。
一些密切關注此事的社會學家認爲，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部門間的攻與守，其出發點往往是各自的利益所在。從這點來看，讓民衆知情並參與討論，是迴避部門利益的最佳方式。開門搞醫改，正是老百姓的真切盼望。
總結
“我看見人家有車，看見人家住洋房，我打從心裏頭羨慕呀，你說我追求幸福生活有錯嗎？我必須要幸福呀！”這段臺詞來自內地目前最火的“草根藝術家”郭德綱最火的一段相聲──《我要幸福》。他的竄紅，與其作品道出百姓心聲不無關係。幸福像花兒一樣，我們播下種子，再耐心等候它的發芽。但願全新的二○○七年裏，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