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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擔心香港“九七”前途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百廢待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對於“國家統一”問題的第一個思想興奮點是臺灣問題，而非時機不成熟的香港問題，因爲當時已經開始的太平洋的“大兩岸關係”——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爲臺灣海峽的“小兩岸關係”的突破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因此，在1978年中美兩國建交談判的過程中，鄧小平開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據“臺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隨後，他就臺灣問題的解決方式高密度地發表談話，闡釋其新的思考——“尊重臺灣的現實”。
1978年4月，受鄧小平委託，剛剛被“解放”的、在“文革”前就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港澳事務負責人的廖承志，主持召開中國新時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進行了近1個月，重點是清肅“文革”的“左”傾錯誤對於港澳工作的衝擊和消極影響。
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做法的黨內指示，並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以廖承志爲主任的港澳事務辦公室作爲其辦事機構。港澳辦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會見香港出版界參觀團的機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慎重態度，他說：“香港的現狀，看來要維持相當長的時期。香港問題，將來可以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但是絕不是短期內的事。這就要肯定兩條，一是現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比如用羣衆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二是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是兩種不同的制度，這在短期內是不可改變的。”
根據1898年中英兩國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規定，新界99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屆滿。由於香港自開埠以來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部分已經逐步融合爲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使以英國方面一直堅持的“三個條約有效論”的強盜邏輯，1997年以後的香港，英國的殖民統治也喪失了所謂的“合法性”，必須淡出。
在香港，一般人是不會對前途擔心的，然而，對於準備向香港投資的中外大財東們， 1997卻是個很近的年份。特別是人們最熱衷的土地投資，雖然利潤極大，卻是一項長期性投資。對他們來說，一二十年是個很短的時間。所以，1997這個年限已經對他們的投資行爲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迫使他們把資金只投向短期項目，對那些投資大、週期長的項目則不敢問津。
英國方面提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幟的不歸路，將不僅僅意味着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蹟“香港現象”消失，而且其“毀滅性的災難”將波及英國本土，“香港難民”就是一個無法釋懷的夢魘——英國政府對於將會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懼異常，因爲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亂將使大量的香港華人涌入英國。儘管早在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案已經剝奪了香港英籍護照人士進入英國本土的權利，但是在“危機時期”，他們卻有充足的理由進入英國。因此，英國政府爲了維護“大英帝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希望英國的殖民統治能夠在香港過九七而不輟，至少可以某種特殊方式繼續存在。
1978年12月，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訪問香港。李強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正式訪問香港的第一位部級官員。
在總督府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強對香港大實業家們說，希望他們“幫助加快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計劃”。李強還向世界銀行家們宣佈，中國“需要幾百億美元的外匯來支持實現現代化計劃，香港在這方面會發揮作用的”。
李強訪問香港，是兩地關係非常密切的象徵。爲了促進這種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李強在總督府午宴上邀請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返回北京後，李強又向港督發出正式邀請書。
英國方面是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準備就香港九七前途問題與中國方面進行外交交涉的。將中英兩國冰封的歷史遺留問題解凍，英國人非常清楚此乃“冒險的賭博”，其結果不可預測，但是他們沒有選擇。中國外貿部長對香港總督的邀請，可以說是個天賜良機。英國政府不會錯過機會。它要抓住時機，讓總督麥理浩試探中國領導人對1997的態度。
1979年初，英國外交部研究了麥理浩訪京的安排。經過左思右想，智囊們終於提出一條計策：麥理浩訪問北京時不直接試探中國領導人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態度，而僅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問題，也就是隻提出一個商業性技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並強調英國此時不想談1997年之後英國的管治問題，而只是試圖從香港的利益出發來促進對其長期的投資。
麥理浩還建議，可以設法使中國領導人不再提1997這個租借到期日，比如對有關土地的租約問題，勸中國領導人同意用“在英國管治這個地區的期限內有效”的聲明，來代替1997年香港土地租約的到期日——其目的是要使香港繼續置於英國人的管治之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