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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薄一波(右)
建國初期，毛主席訪蘇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莊嚴宣告：“本政府爲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不言而喻，這也包括西方國家在內。――作者注)同日，周恩來外長致函各國政府。2日，蘇聯政府決定中蘇建交，並互派大使，成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友邦。20日，毛主席致電斯大林，介紹王稼祥同志出任駐蘇大使，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資格接洽兩黨事務。當時，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着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嚴重鬥爭，因而鞏固和發展中蘇兩大國的友誼和合作，就顯得格外重要。11月12日，毛主席電謝斯大林：“感謝你歡迎我到莫斯科去。”12月16日，毛主席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黨和政府的盛大歡迎。21日，毛主席在慶祝斯大林70壽辰大會上致詞，全場三次起立。22日，毛主席電告中央：“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並告“已與斯大林約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談一次”。
恰在這時(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主席赴蘇的蘇聯駐華總顧問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關於中共中央若干政策與實際問題》的書面報告。報告中說：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反蘇的，中央的領導現在支持他們；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民主人士佔的比例很大，實際上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等等。據說，這個報告是根據高崗提供的材料在東北起草的(這說明，高崗從那時起，就在製造黨內糾紛了。――作者注)。這份報告，對我黨高層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實的反映，甚至可以說是對我黨中央進行挑撥離間，起了很惡劣的作用。毛主席到蘇聯後，一段時間內，蘇方不夠主動，毛主席閉門不出，可能與此有關。毛主席在蘇聯接待人員面前發了脾氣，說：我來蘇聯並非專來祝壽，還有兩國雙邊關係等重要問題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後，很快就同毛主席談判，並將科瓦廖夫總顧問的那份報告交給了毛主席，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瞭解(但有些猜疑仍未完全解開)。1950年1月2日，毛主席致電中央：“最近兩日這裏的工作有一個重要發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並簽定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定。”14日至16日，毛主席訪問了列寧格勒。20日，周總理和李富春同志等抵莫斯科。22日，毛主席、周總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會談。23日，周總理和王稼祥、李富春同志同米高揚、維辛斯基、羅申會談。在毛主席主持下由周總理起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25日，電請中央討論。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在莫斯科簽字。同時，還簽定了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與改造50個企業的協定。毛主席訪蘇獲得了巨大成功。2月17日，毛主席、周總理離莫斯科回國。
記得毛主席回國後，在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曾談到在蘇期間向斯大林彙報了我們工作的情況，並傳達了斯大林的三點意見：一是強調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農的利益，否則是危險的。二是建議我們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三是建議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編成集子，以使黨內學習，也便於國際上了解。隨後，4月11日，毛主席又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關於中蘇條約的報告》。會議批准了這個條約。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我們是處在一種什麼情況之下來訂這個條約呢？就是說，我們打勝了一個敵人，就是國內的反動派，把國外反動派所扶助的蔣介石反動派打倒了。國外反動派，在我們中國境內，也趕出去了，基本上趕出去了。但是世界上還有反動派，就是我們國外的帝國主義。國內呢，還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朋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同蘇聯的友誼，應該在一種法律上，就是說在條約上，把它固定下來，用條約把中蘇兩國友誼固定下來，建立同盟關係。……帝國主義者如果準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
在談到條約和協定的重大意義時，毛主席指出：“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軍，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總之，“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我想，瞭解了這些，就會懂得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我們黨爲什麼要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爲什麼要跟社會主義的蘇聯結盟，爲什麼說這些戰略方針都是正確的。
這裏，我還想簡略地講一下有關出兵抗美援朝的問題。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杜魯門隨即公開宣佈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政，並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對我領土進行武裝侵略。黨中央和毛主席審時度勢，以敏銳的洞察力對戰局的發展作出科學預見，及時地作出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迅速調集20多萬野戰軍集結東北，組成東北邊防軍，作爲“綢繆之計”。在8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上，毛主席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周總理說，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後，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實踐證明，這是富有遠見的正確決策。
9月，美國侵略軍進逼三八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處於危急之中。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認真傾聽各種意見，充分發揚民主，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應該說，當時下決心出兵打這場戰爭，對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來說並不是沒有風險的。百廢待興，困難很大。記得毛主席曾跟我談過，我們確有困難，一些同志不主張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們是個大國，不打過去，見死不救，總不行呀！經過慎重的反覆的考慮，黨中央和毛主席於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10月13日，毛主席在給周總理(當時在莫斯科)的電報中指出：“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爲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爲有利。……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際國內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爲應該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周總理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講到：“當時，我們發表政府聲明，警告美國不要越過三八線，進逼鴨綠江，否則，中國決不能置之不理。美國不聽。這時，我們再次警告。除這兩次公開警告，我們還正式通過印度向美國提出過。當時，印度相信我們的警告，勸美國要謹慎。美國不聽，一直進逼鴨綠江，逼我們到牆角，我們才進行抗美援朝。”(《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28頁)
以彭德懷同志爲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後，不僅站住了腳，而且很快地就贏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戰役的勝利，扭轉了朝鮮的戰局。那時，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相互結合，“三套鑼鼓一齊敲”，搞得有聲有色，把全國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動員起來了。毛主席當時那種敢於鬥爭的偉大氣魄和高超的領導藝術，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人民再一次充分地顯示了不畏強暴、英勇鬥爭、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爲了奪取勝利，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消耗各種物資560多萬噸，開支戰費人民幣60萬億(舊幣)元。我志願軍壯烈犧牲和光榮負傷的達36萬餘人，其中犧牲的團以上幹部就達200多人。對於這些爲國捐軀的英烈，我們是應該永不忘卻的。要把他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作爲生動的教材，經常對我們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羣衆進行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教育。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我們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在與美國爲首的外國侵略勢力血與火的較量中，巍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同時也消除了蘇共和斯大林對我們黨的某些猜疑，進一步增強了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團結和友誼，爲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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