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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小島朋之最近在媒體撰文說，進入21世紀後，也許日中兩國政府、人民都對應該構築怎樣的雙邊關係感到困惑。困惑的最大原因是，現在日中都是東亞地區出類拔萃的地區大國。兩國作爲大國並立的狀況，是近代一百餘年日中關係史上不曾有過的。只有超越了這些困惑，日中關係纔會向前發展，纔會成爲推動東亞地區合作與統一的更強勁潮流。日本《外交論壇》月刊1月號刊登了小島朋之這篇題爲《日中關係開始發生變化》的文章，要點如下：
日本是更早發展起來的地區大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快復興成爲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對發展滯後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目前中國藉助迅猛的經濟發展，已成爲兼具軍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崛起的”大國。日本出現了“中國威脅論”和厭華情緒，中國仍然存在“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和反日情緒，這些都在阻擋日中關係的前進道路。
中國方面把安倍首相訪華譽爲打開“政冷”局面的“破冰之旅”，認爲兩國關係“已經回覆到正常發展的軌道”。安倍首相也表示希望日中關係“能夠進入新紀元”。
建立戰略互惠關係
安倍首相訪華的最大成果，是雙方同意建立作爲兩國關係新的基本框架的“戰略互惠關係”。準確地說，是建立“立足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1972年9月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時間已經過去34年，日中關係進入第三階段的可能性已經出現。第一階段的基本框架，是邦交正常化時所簽署“聯合聲明”提到的“睦鄰友好”。這是一種以互爲鄰國爲理由、以友好爲基調的雙邊關係，中方不贊成日中關係的影響在經濟方面、安全方面擴大到第三個國家或地區。但是，對於這一基本框架，1998年11月發表的“聯合宣言”提出加以變更。“聯合宣言”沒有提到“睦鄰友好”，而是明確提出了確立“旨在促進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以作爲第二階段的新基本框架。“和平”着眼於安全、“發展”着眼於經濟，“夥伴關係”則並不限於兩國之間，而被寄予了對世界和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的期望。
日中兩國是東亞地區的大國，日中關係將給地區動向帶來決定性影響。兩國都對“東亞共同體”及“東亞峯會”等地區合作與統一舉措表現出積極參與態度，地區內國家也寄予期待。但是，“夥伴關係”未能充分發揮出作用。這是因爲，作爲其前提的日中關係持續處在“政冷”狀態。
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建立“戰略互惠關係”顯示了日中關係基本框架進入第三階段的可能性。按照中方的解釋，“戰略關係”的影響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持續的；這一影響不僅涉及兩國之間，也涉及世界或地區；而且這種影響不僅限於一個領域，還波及到經濟、政治、安全等多個方面。日中兩國今後將真正開始討論“立足於共同戰略利益”的合作問題。
圍繞中國的九個變數
日中關係已經朝着構築“戰略互惠關係”的方向發生變化。但是，作爲新關係框架的“戰略互惠關係”還在建立當中。因此，日中關係會變成什麼樣還不確定。今後的發展前景將取決於種種變數。
第一是經濟變數。日中經濟將加深相互依存度，但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日本的地位將不可避免地下降。
第二是感情變數。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使得年輕一代反日情緒高漲，日本對中國崛起的警惕和反日傾向也使得對華好感度下降，這些都會對日中關係的現實產生影響。
第三是地區變數。在東亞地區合作與統一潮流面前，日中都希望確保各自的主導權，它們如何合作還是疑問。
第四是歷史變數。日中已一致同意“克服”歷史問題並開始共同研究歷史，但中方至今仍然堅持要求日方把在歷史問題上的“反省”“落實到行動中”。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便是日中關係今後的焦點之一。
第五是臺灣變數。着眼於2008年臺灣總統選舉，中方將保持對臺攻勢，但其作用有限。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有獲勝可能，也許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會得到緩和。但是，佔2300萬人口的80%的臺灣本省人，已經具備根深蒂固的“臺灣人意識”，“和平解決臺灣海峽問題”也是日美共同的戰略目標，因此中國要行使武力面臨着困難。
第六是東海變數。安全與資源、能源問題在這裏重疊在一起，要使這一海域變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還需要日中雙方作出堅韌努力。
第七是美國變數。在中期選舉中敗北的布什政府不可避免地將在剩餘任期中力量減弱，兩年後的總統選舉中誕生的政府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會基於世界戰略和亞洲戰略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對日關係有成爲附屬的變數。
第八是中國的國內變數。中方決定修復對日關係的關鍵是國內政局。目前中國的政局都瞄準十七大的召開而動。中國政府的權力基礎進一步鞏固，也使得中央更易於就修復對日關係達成一致。
第九是中國未來局面的變數。一方面，中國經濟將持續發展，可能在2015年左右趕上和超越日本，然後在2050年前後與美國並駕齊驅，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問題是，屆時中國會謀求霸權還是會爲世界及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呢？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能有效處理嚴重的收入差距、環境污染和能源不足問題，中國也許會陷入混亂。日本必須一面與美國、東亞地區國家進行合作，一面對中國採取對話與遏制措施，以使日本能夠應對任何一種局面。
而且日中雙方只有一邊合作一邊使上述變數朝着彼此樂見的方向發展，纔有助於把正在建立的“戰略互惠關係”推向第三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是第三階段的準備期，不能再重複第二階段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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